力保護他人為譽的任俠）、清濁”之士，秦法皆做了嚴厲限制：“不可以富貴（不能獲富貴地位），不可以評判（不能評論國事），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不能私下議論，也不能將私議結論呈報官府）！”如此法度之下，一切文華之舉都被視為浮華惑民，自然要嚴厲禁止。孝公商君之後百餘年，山東士人雖不斷流入秦國，山東商旅更是大舉入秦，然秦國都有法度限制：士子入秦只能以官府吏員為正途，不能興辦私學培育言論；商旅入秦，只能在專為外商興建的咸陽尚商坊經營，不能進入老秦人的國人區，更不能與老秦人混居。也就是說，商鞅法治非但禁止老秦本土的一切風華之舉，而且也著意防範六國浮華風習對秦人的浸淫！惟其如此，直到秦昭王之世，秦國已經拓展為五個方千里的大國，然諸般文明風華依然頗見蕭疏，天下文明盛事一件也沒有在秦國發生。
相反，山東六國卻是文明大興風華昌盛，一片蓬勃生機。
首先是國人言論自由。其時之山東六國，誹謗之風大開，議政蔚為時尚。誹謗者，議論是非指責過失也。從遠處說，堯舜為部落邦國首領之時，華夏各部族便有“謗木”與“諫鼓”制度。謗木者，凡是道口皆立高大木牌，供路人或寫或畫，對國事做諸般抨擊建言；諫鼓者，殿堂官府門口皆立大鼓，舉凡官員國人有話要對天子官員說，便可擊鼓求見，天子官員聞鼓得出，不得拒絕。這便是“路有誹謗木，朝有敢諫鼓”的古老傳統。夏商周三代，此等傳統雖日漸式微，但仍保留著濃厚的遺風，除了奴隸階層，國人言論從來沒有受到過大的禁錮。春秋戰國之世，奴隸隨著變法潮流而解放，士人隨著變法潮流而興起，民智漸開，國人言論之風再度大起。於是乎禮崩樂壞瓦釜雷鳴天下洶洶，中原大國的庶民議政之風成為左右各國政局的強大勢力，遂有“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廟堂訓誡。此等世情直接催生了士人階層的論戰風尚，民眾心聲透過士人階層的過濾與再度創造，逐漸演變為各種各樣的治國主張、治學之道、治事之學，此所謂諸子百家也。於是乎天下言論更見深徹，誹謗論戰蔚然成風，其勢之盛一時成空前絕後之奇觀！
其次是私學大興。諸子百家出，議政議國立學立言，煌煌大著洶洶言論不絕於世，淙淙聚成了汪洋恣肆的華夏文明，紛紛造就了光芒璀璨的一天群星！治學但成一說，士子便成一家。其時除法儒墨道四大顯學之外，兵家、名家、易家、陰陽家、計然家、農家、醫家、水家、方術家、堪輿家、營國家（建城術）、工家、樂家等等等等數不勝數！舉凡立言成家者，皆有門生追隨，師生便自謀生計周遊天下，弘揚自家學說，流播天下學問，為民生奔走呼號，為邦國針砭時弊，為自家尋覓出路，移風易俗大開民智，責己責人多方救世，堪稱華夏文明史上最燦爛的一頁！
三是大規模官學橫空出世。戰國之世，七大戰國皆有官學。秦國官學之規模，自然遠遠不若山東六國。而山東六國之官學，則以匯聚天下名士的齊國稷下學宮為代表。自齊威王后期興辦稷下學宮，至齊湣王學宮衰落，歷經威王、宣王、襄王、湣王四代近百年，稷下學宮始終是天下學問之驅動中心，是無可替代的文明淵藪。其間根本，便是齊國始終沒有將稷下學宮作為官吏來源，而是真正的養士興學培植士風，大興論辯學風，使學宮士子在衣食無憂的閒適之中相互砥礪，積細流以成河海，由是成就了後世所有王朝無法企及的文明奇蹟！
四是文華名臣大興養士之風，生成中國歷史上獨有的“門客”高峰。門客者，私門之士也。春秋之世，士人始成，都是從天下各階層遊離過濾出來的能才精英，尤以平民士人為主流，此所謂布衣之士也。布衣之士多出寒門，以其能才尋覓出路，難免魚龍混雜甚或多有各國逃犯與雞鳴狗盜之徒，其第一要務自然便是生計衣食。於是，投靠豪門或求伸展或避追捕，便成了布衣之士的重要出路之一。而貴胄權臣為培植私家勢力，也很是需要此等身有能才而又忠實效命於私門計程車人。於是，以召賢為名的養士之風便不期然興起，門客現象隨即風靡天下，在戰國之世達成高峰。除了秦國權臣，山東六國的權臣貴胄幾乎是人人皆有門客。多少權貴門客盈縮，多少門客朝夕成名，此間故事實在不勝記數也！而門客數以千計者，則當數戰國四大公子——信陵君魏無忌、孟嘗君田文、平原君趙勝、春申君黃歇。此四人先後在本國成為一時權臣，又同時襄助蘇秦發動第一次合縱抗秦，之後更成為合縱主導人物，名滿天下權傾一國，所養門客縮則三兩千，盈則五七千，幾成一旅之眾，私家勢力之盛令人咋舌！
有此四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