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則在兩種治國理念之差別。
商鞅治國理念已經說過，再來看看山東治國理念。
僅說商風最濃的齊國。春秋之世，齊立國的第一任國君姜尚，便開了與周道不同的治國之道：“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滷，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通工商之業，因其俗，簡其禮，而人民多歸齊。”《前漢書》則雲：“初太公（姜尚）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不出來做實事）；其失（缺點是）誇奢朋黨，言與行謬，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遇到急難便四散），緩之則放縱（尋常時日則放縱享受）。”兩則記載，前者說齊國開首便以激勵（勸）通商、簡化禮制吸引人民，後者說齊國開首便放縱士風。兩者相互浸潤，國風始得放縱。
後來，管仲開新政變革之先河，對民眾經商之風更有明確立論，他說：“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尚簡約，所以使民貧也；美壟墓（興建豪華的田宅墳墓），所以文明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猶不盡，故有此，浮也。富者靡之，貧者為之……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
姜尚之道，管子之論，實際上一直是山東六國的立民之道與治國理念，戰國之世依然被奉為圭臬。有此理念，商風大起民風奢華，遂成傳統衍生的必然。到了戰國之世，縱然是震撼最大的魏國李悝變法，也依然將壯大商旅利用商道作為基本國策。李悝保障不傷農事的法令不是限制商人，而是以商市手段調節谷價。稍後的魏國丞相白圭，更是以天下大商之身入仕，動輒便以經商之道論述治國，以治國之道論述經商，直將商道政道融為一體。與商鞅以重農而保障激勵農戰的秦法相比，這顯然是另一種更具深遠意義的治國理念。假如六國能法商並重，對變法能如崇商那般持之以恆，歷史也許會是另一番面目。
儘管六國民風多受指責，然卻依然是文明風華之淵藪。
呂不韋要做得，便是在秦國大開文明之風，使秦國文明與山東六國比肩而立，也使自己心中的化秦方略得以成就。而這第一步之力所能及者，便是興辦私學、廣召門客，依靠大量進入自己門下的治學士人釀成文明大勢，進而著書立說，漸漸誘導朝野之風。呂不韋很清楚，在秦國要使官府做此事，必然難免一場廟堂論爭，操持不好便會引起舉國震盪！目下惟一的可行之策，便是借自己權傾朝野的勢力，以私家之道行事，縱有朝野非議，最多也是私下指責自己歆慕虛名而已，決然不會使國人生亂；只要秦國不亂，自己便可從容行事。
五、巴蜀寡婦清 咸陽懷清檯
呂不韋方略一定，先愁了高年白髮的西門老總事。
要造兩座大館所，財貨金錢自然是第一急務，再加上數千士人門客，花銷之巨大可想而知。此時，呂不韋的封地是洛陽十萬戶，在秦國曆史上可謂空前。然則秦法有定：封地賦稅歸於封主者不得超過一半，其餘仍歸國家府庫。加之呂不韋昔年囤積早已告盡，入秦後也從不斂財，對封地賦稅事從不過問，只吩咐西門老總事相機斟酌而已。就財力而言，今日呂府與昔年的呂氏商社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如何擔得如此巨大財力？再說，即便是十萬戶賦稅全部歸己，大約也只建得一座學宮而已，後續大事又當如何？思慮幾日，沉痾在身的老人步履蹣跚的走進了大書房。
“兩座館所，大體要得多少金？”呂不韋沒有客套。
“百萬金上下。”默然良久，老人終於開口了。
“開館之後，年金幾多？”
“以三千門客計，每人每年均平三十金，總計年人頭金九萬；再加學事、車輛、衣食、馬匹、雜役等諸般開支，年總額當在百萬金上下。若能國府建館，我府養士，尚可勉力承擔。依天下成例，門客院可由國府建造，日後不做我府私產罷了。”
“秦國首開私學，國府不擔一錢。”
“……”
“西門老爹，洛陽十萬戶封地，年賦幾多？”
“十萬金上下……文信侯欲加賦稅？”
“我行新政，寧自毀哉！”呂不韋粗重地嘆息了一聲，“周人新歸，洛陽庶民正是秦軍根基，若竭澤而漁，呂不韋何顏面對天下？”
“老朽兩謀，文信侯斟酌。”西門老總事喘息得風囊一般，“一則，收門客入門金。孔老夫子為私學鼻祖，每人半年尚須交五條幹肉……文信侯若能收得投奔者些許絲綢珠寶金錢，或令門客衣食自理，或可……”
“老爹笑談也！”呂不韋不禁大笑，“若得身有珠寶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