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被遺忘，虛構的歷史不會被人再相信。
餘下的工作，便是如何幫助當代的年輕人和未來的人們讀懂這部檔案，幫助他們回望那個漸漸遠去的不易認清的歷史面影。
祝福你！
杜高2005年中秋
附錄一
“杜高檔案”收藏散記（節錄）
收集到“杜高檔案”，更是意外收穫。
潘家園去得多了，買得多了，一些攤主也就知道了我的愛好所在。是在1994年左右，一天，一位攤主來電話，說他新收集到了一批史料，看我是否感興趣。我趕緊前去，滿滿一紙箱故紙碎片擺在我的面前。
一看，我喜出望外，它們都是中國戲劇家協會五六十年代的檔案材料，正是我此時的研究與寫作所需要的東西。
我當時正計劃寫黃苗子、鬱風合傳，並寫一篇他們與吳祖光等朋友形成的“二流堂”①故事的文章。在這些檔案中間，恰好有一部分內容涉及“二流堂”以及吳祖光和他的所謂“小家族集團”。這些材料，大多是當年專案組整理出來的，包括個人檢討、互相揭發、批判提綱和批判會議記錄等。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材料涉及不少文壇重要人物，如周揚、田漢等，以及某些重要歷史事件，如1964年的文藝整風等。這樣一些特殊年代的遺物，對於研究那段歷史、研究檔案制度乃至各種特殊文體，顯然有著不可取代的作用。難怪有朋友說我挖到了一個“金礦”。
在紙箱裡翻閱那些原件、手稿時，我難以抑制興奮。尚來不及細讀，憑直覺就認定它們值得收藏。好在與攤主已是老熟人，好在當年還沒有達到今天這樣的行情，一頁名人手稿動輒就要數百元上千元；我當即把整整一紙箱史料全部買下，支付了一個自己能夠接受的價格。至今，我為這一巧遇和決定而感欣慰。
這些檔案材料是如何流失出來的，又為什麼會出現在舊書攤，不得而知，但對於一個偏愛史料的人來說，得到它們卻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我相信緣分。
在它們中間，作為個人檔案，最完整的就是“杜高檔案”。
我與杜高先生過去雖無個人交往，但也不陌生，曾有過數面之交。80年代從路翎那裡，聽說過當年他與杜高的淵源關係。1985年在胡風追悼會上，我曾與杜先生見過面。後來寫《文壇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我曾寫到“反右”時戲劇界對吳祖光和以杜高、田莊等為成員的所謂“小家族”的批判。作品發表後，每次見到杜高，他都非常熱情，激動地握著我的手錶示感謝。我的印象中，他說話總是充滿激情，聲調高亢，有湖南人的爽朗，對年輕人厚愛有加。
“杜高檔案”裝訂成冊，厚厚幾大摞。它們始於1955年“反胡風”集團和“肅反”運動，歷經1957年“反右”和“反右”後長達十二年的勞改生活，結束於1969年“文革”期間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並釋放回家。歷史跨度十餘年，幾十萬字的交代、揭發、外調、批判、總結、評語、結論等，構成了一個龐雜的世界。檔案讓人驚奇。批判會上的領導人隨意寫下的小紙條，勞改期間每年必填的表格，都原封不動地按時間順序裝訂。得感謝有關工作人員的負責和認真，為一個人、為一個知識分子、為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留下如此難得的一份完整記錄，為後人解讀歷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文字。這些年來，接觸過不少史料，採訪過不少老人，似乎對那一代人受過的苦難早已見怪不怪，甚至有些平淡、麻木了。但是，當在這批資料中發現杜高的完整檔案時，我還是被震撼了。一個人的生命歷程，居然以這樣的形式、用這樣的一些文字和表格記錄下來，實在是莫大的悲哀。
從1955年開始，一直到1969年末釋放回家，十幾年間杜高几乎不停地寫交代。從政治經歷到文藝思想、從交友聚會到私生活，事無鉅細，都在交代之列。所謂“小家族集團”，是“肅反”和“反右”兩次政治運動中杜高的主要問題所在，因此，交代他與集團中所有人的關係，便成了杜高檔案中所佔比例最大的部分。何時與何人在何地打過交道，說過什麼話，他都得一一寫得清清楚楚。關於個人的歷史問題，一年年他都得交代了又交代，迴圈反覆，沒完沒了，這就使得同樣的內容會在同樣的題目下一再出現。為了保持歷史原狀，在整理過程中，這些重複的交代也照樣選錄。這樣讀者可以從這些重複的交代文字中，真切感受到當事人當年的生命是如何白白地消耗、精神是如何無端地被蠶食。檔案彙集畢竟不是提供一部情節曲折的小說。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