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單調、重複的交代，如果細細琢磨，不更是可以從彼此之間的內在關聯中，感受到曲折、複雜的精神歷程和歷史軌跡嗎？
與個人的檢討和交代相比，讀起來更讓人難受的是朋友之間的相互檢舉揭發。一旦政治運動來臨，一旦被圈定為被打擊物件，每個人都會如同烤魚一般放在火上翻來翻去，人性和人格都面臨著考驗。又有幾人能經受如此嚴酷而迴圈反覆的炙燒？
一個人的歷史，以這樣一種方式，在這樣一些泛黃的紙頁上具體呈現出來，每次翻閱，都讓我感到一陣震撼。
當我撰文披露收集到這批史料的訊息後，曾擔心杜高先生會不高興，然而，他卻興奮地與我通了電話，並歡迎我把檔案拿給他看。至今我仍難忘他第一次翻閱檔案時的驚奇。他落淚了。我默默地看著他，聽到了在巨大的歷史陰影下一個生命的嘆息。
我沒有想到的是，杜先生不僅贊同我的提議，把這批檔案整理出版，並與妻子李欲曉女士親自參與整理。在我看來，杜先生同意原封不動地將所有檔案公之於世，具有非凡的勇氣。
經過幾年的整理，《一紙蒼涼——杜高檔案原始文字》於2004年出版（中國文聯出版社）。我本以為我所收集到的這批檔案是完整的，而隨著書的出版，這件事也就告一段落了。
未曾想，驚奇還在後面。
2006年冬天，杜高先生一天打來電話，十分興奮，不停地說：“簡直不可想象，不可想象！”原來，從澳大利亞回來探親的趙立江（麗江）先生輾轉託人找到他，給他一個驚奇——趙先生於1997年出國前，在潘家園舊書攤也買到了一冊訂好的“杜高檔案”，它們正好是《一紙蒼涼》中勞改時期的檔案的補充，有很重要的史料價值。有了它們，“杜高檔案”才算真正完整了。
幾天後，我們三人在杜高先生家裡相聚。歷史的緣分把我們連在了一起。
趙先生告訴我，他是在讀到《一紙蒼涼》後，猛然想到自己出國前的意外收穫。他還特地為我帶來一頁檔案的影印件，它正好是我收藏的杜高檔案中註明“1960年最後一天”《檢查》所缺少的最後一頁（見《一紙蒼涼》第293頁）。杜高寫這份檢查，主要因為有一天他沒有及時把兩個窩窩頭送回伙房，有多吃的念頭，儘管第二天送了回去，但仍被視為“錯誤”而接受批判。
所補缺的最後一頁的文字如下：
用欺騙、謊言來掩飾自己思想深處的壞東西是解決不了問題，也是對自己極不負責的，並且也是一件痛苦的事。現在，我向組織上、向領導上剖析我思想上確實存在的這種可恥的壞念頭、壞思想、壞意識以後，我就開始感到自己有了力量和勇氣去正視它，和它鬥爭，並且一定會戰勝它。
今天是1960年的最後一天。在這一天寫這份思想檢查，我感到有特別深的意義。我希望舊的、錯誤的東西隨著舊的歲月一同永遠成為過去，我希望新的思想和意識快快生長，和即將來到的新的歲月一起。
回到家，我把趙立江先生送我的這頁影印件，與“杜高檔案”中的那份《檢查》放在一起。同一份檔案，在分手之後，又回到了一起，終於成為一個整體——雖非原件，也屬難得。
人們常愛說歷史是公平的，那麼，對於杜高，他的檔案以這樣的方式與他重新見面，是否可以說是對他的磨難的一種補償呢？但願如此。
完稿於2007年6月2日，北京
（原載《讀庫》0705期）
致李輝（2）
附錄二
我收藏的一冊“杜高檔案”
我收藏了一冊《杜高檔案》。這是上世紀末我出國前最後一次去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時，偶然地發現併購買了下來的。我當時並不熟悉杜高先生，只是被這冊檔案的內容震驚了，我意識到這是一冊很難遇到的一個右派分子的勞改檔案，它怎麼會從公安局的檔案庫裡流失到舊貨市場來出賣呢？我立即把它買了下來。
我是1961年出生的人，我出生的那年正是杜高先生身陷囹圄、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大饑饉的年月。我們相差了整整一代。我的整個童年和少年是在暴烈的“文革”歲月中度過的。少年時代我親眼看到的許許多多殘酷的鬥爭場面，許許多多我崇敬的文化知識分子遭受的慘無人道的虐待，深刻地印在我的記憶裡。正因為這樣，我對收藏有關“文革”和歷次政治運動的舊書報以及文史資料抱有濃厚的興趣，這成了我在北京工作時期唯一的業餘愛好，所以我常去潘家園舊貨市場，總希望有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