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效之後，〃還有打仗〃這一條。毛澤東還多次在會見外賓時提出：〃赫魯曉夫會不會打我們〃？〃派兵佔領新疆、黑龍江，打進來，甚至內蒙古〃，〃有可能沒有可能〃？並表示對此〃我們要準備〃１９６4年２月２７日毛澤東與金日成、１０月７日與崔庸健、１０月９日與巴盧庫的談話。。中共中央在１９６4年便針對越南戰爭升級作出了準備打仗和加強三線地區建設的重大決策。１９６５年９月２日，國家計委重新草擬了以備戰為中心的〃三五〃計劃安排情況彙報提綱，９月１８日至１０月１２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批准了〃三五〃計劃以〃國防建設第一，加速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佈局〃的基本方針馬齊彬、林蘊暉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１９4９…１９８９）》，中###史資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６２頁。。由此，中國經濟建設的中心便從解決吃穿用轉變為備戰。但事實上，這種變化並非只是對美國升級越戰的反應，其中已含有極大的對蘇備戰的成分。在毛澤東看來，蘇聯與美國一樣也是一隻大紙老虎，嚇唬不了人，中國從來就不接受強大力量的威脅毛澤東與法國議員代表團的談話（１９６4年１月3０日），《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4年版，第５２１頁。。毛澤東要與蘇聯的霸權主義政策抗爭到底。
對於中國國內和中###內的形勢，毛澤東也作出了更為嚴峻的估計。他認為黨內已經有了赫魯曉夫的人，他們等待時機，總是想復辟，而全國想復辟的地主資產階級已有3５００萬人。隨著反對修正主義鬥爭的深入，毛澤東已經開始把階級鬥爭的重點轉向黨內，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他還特別強調〃要警惕赫魯曉夫那樣的野心家，防止壞人篡奪黨和國家各級領導權〃，並提出四清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２５０、２５５頁。。於是，在對外戰略的重點從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轉向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同時，毛澤東也把國內階級鬥爭的重點從防止美國的和平演變戰略轉向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的重演，並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中蘇關係繼續惡化的過程中，１９６８年蘇聯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國立即指出蘇聯已經走上了社會帝國主義的道路。蘇聯霸權主義的行徑引起毛澤東的警惕，在他看來，蘇聯對中國的威脅不只是〃放空炮〃的問題了，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已經取代了美國帝國主義的位置，成為中國及全世界各國的頭號敵人。這樣，中國與美國在國家安全利益方面就有了共同的語言，有了可以聯手抗衡蘇聯的基礎。此後不久，蘇聯在中蘇邊境地區製造的邊界衝突自然就促使毛澤東在重新劃分世界政治力量、對反帝反修戰略策略思想進行重大調整時，把中蘇邊界問題也列入其中，並開始考慮如何充分發揮邊界問題的制衡作用。實際上，１９６4年，在邊界問題上〃放空炮〃，不過是毛澤東利用邊界問題的緊張空氣，在中蘇外交談判中爭取主動權的策略。而至６０年代末，面對蘇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頻繁挑釁，邊界衝突的不斷升級，毛澤東提出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問題，其考慮就更加深遠了：就解決國內〃文化大革命〃的問題而言，有利於穩定混亂的局面；就國際鬥爭而言，則更有利於讓全國人民認清對中國的威脅究竟來自何方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６日鄧小平在同戈爾巴喬夫談話時指出：〃確切地說是近三十年，中國人感到對中國的威脅從何而來。〃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3年版，第２９２頁。，有利於引起世界各國對蘇聯的侵略性及中蘇關係現狀的關注，有利於在國際緊張局勢的壓力下調動國內一切積極因素，造成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巨大聲勢。正是在這個時刻，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並在１９６９年春著手籌備召開九大中共中央在１９６７年末就已經開始考慮召開〃九大〃（參見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５日〃毛澤東關於'九大'和整黨問題的談話〃），問題只在於時機的選擇。。鑑於中國共產黨的歷次代表大會都要制定和宣佈新的大政方針，提出新的任務和方向，因此召開〃九大〃所選擇的時機就顯得特別重要。顯然，毛澤東關於國內國際戰略的調整方向已經確定，而且即將公諸於世了。如此看來，珍寶島事件發生在中共九大召開之前，即已說明這不是一次單純的邊界衝突事件，而是有著重要歷史背景的。
中蘇邊界問題的重新提出與邊界衝突的升級（5）
中國對於蘇方不斷挑起的邊界事端，的確有一個忍讓、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