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給自足的實體，有意對社會封閉。像孤立的營地一樣，許多新監獄都被單獨建在遙遠的和不能抵達的地區。監獄變成了一個秘密的和不可滲入的世界。
切斷了與外界的聯絡，感化院產生了一種神秘和恐怖的氛圍，公眾開始覺得其中的囚犯們似乎奇怪和危險。
在許多監獄，只有神職人員才被允許訪問監獄。在金斯敦感化院，“優等階層”的人們付費之後可以盯著囚犯們看。1901年，時任監獄長J。 M。 普拉特（J。 M。 Platt）抗議他的感化院不是“動物園或動物展覽會”。此後，這種遊覽便被取消了。
到20世紀20年代，監獄被緊緊地封閉起來。看守們發誓保守秘密，所有通訊都經過嚴格審查。如果允許囚犯們擁有報紙，他們就會意識到加拿大公眾關心的事情。對這些事情，他們不用看，也不用想。只有少數囚犯援助工作者瞭解或者關心針對囚犯們發生的事情。
1932年，監獄爆發了一系列暴動。監獄因此首次上了報紙的頭版。1938年加拿大政府阿香博委員會的報告暴露了許多監獄濫用職權之事，激起了更大的改革熱情。矯正當局突然發現他們自己對公眾輿論負有責任。
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監獄相對平靜，管理者們追求一種漸進式自由化政策。當局允許越來越多的局外人到監獄檢查，但是他們的評價不足於令通俗新聞興奮。
在接下來的六七十年代，一些囚犯求助於暴力行為——暴動和劫持人質——來吸引公眾的注意。為了反駁動人的無據新聞報道，加拿大矯正當局不得不擴大了他們的公共關係計劃。在80年代，加拿大矯正局正透過擴大公共關係計劃和邀請公眾參加公民顧問委員會和許多其他志願者計劃來整合力量增強公眾對矯正計劃的意識和理解。
公眾心目中已經確立的陳舊觀念妨礙矯正當局各項教育努力。媒體的注意力集中在動人的事件上，但是絕大多數囚犯服完刑之後都要回到虛擬匿名的社群中去。一旦理解了這一點，社群就會在矯正過程中承擔更大的責任。
中途之家：監獄之後的生活？
當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小說《悲慘世界》中的主人公冉阿讓3在囚船上被關押19年之後獲得釋放時，他發現自己無法生存。沒有人向他提供食物和棲身之地，甚至當地監獄也不要他。
冉阿讓的困境是18世紀和19世紀刑滿釋放的罪犯所要忍耐的普遍不幸。許多刑滿釋放的罪犯不得不重新犯罪來求得生存。
在19世紀的加拿大，新釋放的囚犯從監獄當局獲得一套標準的便服、少量的現金和一張回家的車票。他們在看守的陪護之下上火車或輪船：他們在啟程的汽笛響起之前還不能真正獲得自由。
1910年，金斯敦感化院的監獄長J．M．普拉特說：“因此，當局透過銅鈕釦而不是銅管樂隊，將刑滿釋放囚犯的離監向他希望在其中成家立業的世界和社群做了廣告。他在旅途中行進時不斷受到張望、指指點點，或許還受到嘲笑和愚弄，直到他抵達目的地為止。”
無論囚犯們到了哪裡，他們的服裝都會洩露其身份。1876年，金斯敦感化院的監獄長約翰·克賴頓指出：“一套免費的制服正好像貼在穿著者後背上的一個表明下列資訊的標籤：剛從感化院出來。”
如果他們運氣不錯，找到一份工作，就必須把自己的過去隱瞞起來。1879年，時任加拿大感化院監察的J．G．莫伊蘭形容警察隊刑滿釋放囚犯的監督“比監獄還殘忍。”就像無情的賈沃特（Javert）監察追蹤不幸的冉阿讓一樣，刑滿釋放的囚犯都生活在對被警察暴露身份的擔心之中。
冉阿讓和數以千計現實的刑滿釋放囚犯所需要的是一箇中途之家。在一個不寬容的世界裡，這種新機構變成他們的希望綠洲。
北美第一座正式的中途之家是紐約市的艾薩克·T．胡珀（Isaac T．Hopper）之家。這是1845年由教友派信徒建造的。儘管社群的反對聲浪很高，到19世紀後半葉建成了更多的中途之家。美洲監獄協會甚至也反對建造中途之家。在19世紀90年代，美洲監獄協會聲稱中途之家會製造“一個永久的不受歡迎的公民階層。”
在加拿大，像天主教堂和救世軍之類的宗教團體最先向刑滿釋放的囚犯提供宿舍和庇護的車間。第一個真正家庭式的中途之家是1954年在多倫多建成的英國國教貝弗利旅館（Anglican Beverley Lo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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