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 接著向負責接待我們在日本大使館談判的福井喜代志先生遞交了我們致日本大使館 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 南京寧海路5號 1937年12月17日（譯註：此信作者放在了12月16日的日記中） 致福井喜代志先生 日本帝國大使館二等秘書 南京
尊敬的先生們：
昨天下午總領事岡崎勝雄先生指出，從法律角度來看，國際委員會的存在是沒 有根據的。我們認為有必要對此問題作出若干說明。
我們從未考慮尋求某種權力，與日本當局進行政治上的合作。在這裡我們要指 出的是，1937年12月1日，南京市政府馬市長將城市在特別時期的幾乎所有管理職能 賦予了我們，這其中包括管理警務、看管公共機構、消防、管理和支配房屋住宅的 權力、食品供應、城市衛生等等。1937年12月13日，星期一的上午，貴軍獲勝進城 的時候，城市的管理權在我們的手上，我們是唯一尚在執行的機構。當然，我們所 獲得的全權不能超出安全區的界線，而且我們在安全區也無權享有主權。
日本駐上海當局曾向我們保證過，只要安全區內沒有軍隊或軍事設施存在，貴 軍就不會蓄意攻擊安全區。鑑於我們是唯一的城市管理機構，貴軍進城後，我們立 即試圖和先頭部隊取得聯絡。12月13日下午，我們在漢中路遇見了一位貴軍大尉， 他正率部進入預備陣地。我們向他作出了必要的解釋，在他的地圖上標出了安全區 的界線，此外我們還恭敬地向他指出了3個紅十字醫院的位置，通告瞭解除武裝的中 國士兵的情況。他當時所表現出來的配合和平靜增強了我們的信念，即：我們得到 了貴軍的完全的理解。
當天晚上和次日早晨我們起草了12月14日的函件，並讓人譯成日語。為了將這 封信轉交給日本當局，我們的拉貝先生、斯邁思博士和福斯特牧師3人一直在忙於尋 找貴軍高階軍官。關於這一點，日本大使館參贊福田先生可以證明。我們一共和5名 貴軍軍官進行了接洽，但是他們都指出，此事要等到第二天最高指揮官抵達後和他 聯絡。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5日，日本帝國大使館福田德康先生和關口先生來訪，關 口向我們轉交了“勢多”號艦長和艦隊軍官的致意帖。我們向福田先生遞交了12月 14日的函件，並向關口先生保證，我們願意為電廠恢復供電提供幫助。
同一天中午，我們榮幸地在交通銀行和特別長官（參謀部和特務機關長官）進行 了會晤。對我們12月14日的函件，他給予了口頭正式答覆。他告訴我們，日本崗哨 將佈置在安全區的入口處，平民警察可以在安全區內執行巡邏任務，但是隻能裝備 警棍，委員會在安全區內儲備的1萬擔大米可以提供給難民，准予將原城市管理當局 指定給委員會的糧米儲備運進安全區，儘快修復電話設施和水廠、電廠，此事至關 重要。
關於12月14日函件的第4點，只作出了如下的答覆，即：難民應儘早返回原住所。
有了這個答覆，我們便鼓勵我們的警察繼續他們的工作，向居民們保證，經過 向貴軍軍官的必要解釋，他們將會受到良好的待遇。我們並且開始了糧米的運輸工 作。
但是恰恰從這個時候起，只要沒有歐洲人陪同，我們的卡車在街上就會被扣留。 從星期二早晨起，我們領導下的紅卍字會開始派車在安全區收礆屍體，但是他們的 車不是被強行拖走，就是被企圖扣留，昨天甚至有14名該會的工人被拖走。我們的 警察在執行警務時受阻，昨天在司法部執行警務的50名警察遭逮捕。據在場軍官稱， 要帶走他們槍決。另有45名我方的“志願警察”昨天下午也同樣被帶走（這些“志願 警察”是委員會於12月13日下午組織起來的，因為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安全區內的 “著裝警察”儘管必須日夜執勤，但靠他們仍然不可能完成安全區內的譬務工作。 這些“志願警察”既不著裝，也不擁有任何武器，他們僅僅佩戴臂章，而且從性質 上看不過就如同歐洲的童子軍，他們臨時承擔一些小型服務工作，例如幫助維持民 眾秩序，做一些清掃工作，在急救時幫幫忙等等）。
12月14日，我們的4輛消防車被貴軍徵收用於運輸。
我們力爭讓日本大使館和貴軍明白這樣一個事實：人們為了南京平民百姓的利 益，將城市的管理職能賦予了我們。一旦日本當局成立新的城市管理機構，或者其 他的組織機構，我們將移交我們的城市管理的職能。但是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