涇師之變與奉天避難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唐德宗準備調往淮西前線平叛的涇原兵馬途經長安時，因未獲得期望中的豐厚賞賜，且供應的飯菜簡陋，士兵們感到極度不滿，最終譁變。這一事件史稱“涇師之變”。叛軍迅速擁立曾擔任涇原軍統帥的太尉朱泚為秦帝（後改為漢帝），並進圍奉天（今陝西乾縣）。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唐德宗李適倉皇出逃，被迫終止了削藩之戰。
涇師之變不僅打亂了唐德宗的軍事部署，也使朝廷陷入了混亂。為了應對危機，前線將領李晟和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等人從河北撤軍勤王，試圖解救被困的皇帝。然而，局勢又進一步惡化，李懷光在途中聯絡了朱泚反叛，迫使唐德宗再次逃往梁州（今陝西漢中）避亂。在這場動盪中，李晟展現出了非凡的忠誠和勇氣。他率部奮力抵抗叛軍，並積極籌備反擊。經過艱苦的努力，李晟最終成功收復了長安，擊敗了朱泚的叛軍。唐德宗得以重返京城，但這場變亂給唐朝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涇師之變不僅是唐德宗削藩政策的重大挫折，也暴露了中央政府在處理地方勢力時的侷限性和複雜性。唐德宗原本希望透過削藩來鞏固中央權威，但反而激起了更多地方勢力的反抗。這次變亂不僅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還使得國家陷入了更大的混亂和動盪之中。從而可以看出唐德宗在削藩過程中的艱難處境及其決策帶來的後果。涇師之變不僅中斷了他的削藩之戰，也使他不得不面對更為複雜的局面。儘管有像李晟這樣的忠臣奮力挽救局勢，但這次事件無疑對唐朝的政治穩定造成了嚴重的衝擊。
痛下罪己詔與政策調整
興元元年（784年）正月，面對國家局勢的持續動盪和叛亂的蔓延，唐德宗李適痛下“罪己詔”，公開承認自己作為君主的失誤，表示願意承擔導致天下大亂的責任。這一舉措不僅是對自身治理不當的深刻反省，也是為了平息各方矛盾、穩定局勢。
罪己詔的具體內容
在詔書中，唐德宗宣佈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人叛亂的原因在於自己的治理不當，所謂“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因此，他赦免了這些叛亂的藩鎮，並承諾今後“一切待之如初”。除了朱泚以外，甚至連朱滔也被寬大處理，許其投誠效順。此舉意在透過寬容政策來化解敵意，恢復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信任關係。
政策調整的效果
罪己詔釋出後，立即產生了顯著效果：
叛亂藩鎮的響應：王武俊、李納、田悅等人迅速取消了自封的王號，並上表謝罪，表達了重新歸順朝廷的意願。此舉不僅緩解了緊張局勢，也為進一步和解奠定了基礎。
政治氛圍的緩和：唐德宗的坦誠認錯和寬容政策，贏得了部分大臣和民眾的支援，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朝廷內部的政治氛圍。這種姿態也向全國傳遞了一個訊號：皇帝願意承擔責任，改正錯誤，重建和諧。
鞏固中央權威：儘管削藩之戰未能完全達到預期目標，但透過這次政策調整，唐德宗成功地將部分反叛勢力重新納入中央管理之下，暫時穩定了局面。這也為後續的政策調整和改革提供了機會。
唐德宗的“罪己詔”不僅是個人領導風格的一次重要轉變，也是唐朝歷史上一次重要的政策調整。它反映了德宗在面對複雜局勢時的靈活性和務實態度，同時也暴露了他在處理藩鎮問題上的侷限性和挑戰。透過這次事件，唐德宗認識到僅僅依靠武力並不能解決問題，還需要結合政治手段和人文關懷，以實現真正的長治久安。總之，興元元年的“罪己詔”標誌著唐德宗李適從強硬削藩轉向靈活應對的新階段，同時也展示了他在危機時刻的政治智慧和自我反省的能力。
重返長安與後續平叛
隨著李晟於五月打敗朱泚、收復京師，唐德宗終於在同年七月重返長安，結束了顛沛流離的生活。貞元元年（785年）秋，馬燧收復河中，李懷光兵敗自盡。次年四月，淮西將陳仙奇斬李希烈投降，唐德宗任命陳仙奇為節度使。同年七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又斬陳仙奇，德宗任命吳少誠為節度使留後，繼續維持對地方勢力的控制。透過這一系列事件，唐德宗不僅經歷了削藩戰爭的起落，也深刻反思了自己的統治策略。他從最初的強硬立場逐漸轉向妥協與調整，最終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局勢。
邊疆防禦，安定西陲
1.蜀地保衛戰
大曆十四年（779年）十月，吐蕃與南詔組成了一支號稱二十萬的聯軍進犯蜀地。面對這一威脅，唐德宗李適迅速派遣右神策都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