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之所以要與李訓和鄭注二人合作，是因為他剛即位就面臨兩大棘手的問題：
這就是牛李黨爭和宦官專權。牛李黨爭源於憲宗時期，兩黨之間的主要分歧在於政治理念不合，李黨主張改革政局，以振興朝政，而牛黨則更傾向於維持現狀，避免發生劇大變動。兩派成員在憲宗朝之後就分化為了對立的陣營，彼此一直爭鬥不斷，削弱了朝廷的力量。
另一方面，自德宗統治時期，宦官集團就掌握了中央禁軍神策軍的大權，不僅貪汙腐化，欺壓百姓，還干預起了朝政，更嚴重的是連皇帝都被其左右，使得中央朝政陷入了一片混亂，根本沒有能力去應對地方割據以及邊境叛亂。
唐文宗深感宦官勢力對皇權的嚴重威脅，日夜謀劃著剷除這股勢力以恢復朝廷的正常秩序。而宦官王守澄推薦的李訓和鄭注，正好成為了他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人物。李訓所以得寵，是因為他對《周易》的理解很深，受到文宗的賞識；鄭注的醫術不錯，治好了文宗多年不愈的風疾，所以二人迅速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儘管大臣們曾反對皇帝任用他們，但文宗卻沒有聽從，依然提拔並重用了他們，因此也鞏固了其在朝堂上的地位。
另外，他們兩人之所以被文宗賦予瞭如此重任，主要基於以下兩點：
一是二人身份比較特殊。他們都是由宦官王守澄扶持和提拔上來的人，在宦官眼中自然被視為了“自己人”。唐文宗希望透過他們兩個來借力打力——利用宦官內部的矛盾打擊宦官的整體實力。
二是作為皇帝身邊的寵臣，李訓和鄭注不外乎棋子而已。一旦文宗剷除宦官的計劃洩露或失敗，他完全可以輕易的拋棄掉他們以保全自身。
慘烈的“甘露之變”
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元835年），一個看似平常的早晨，卻成為了唐朝歷史上一段黑暗的時刻。這一天，文宗正在紫宸殿舉行早朝時，金吾大將軍韓約報告稱左金吾仗院內的石榴樹上夜間降下了甘露——傳統上被視為吉祥之兆的現象。李訓等人建議文宗皇帝親自去檢視這一罕見的天賜祥瑞，認為其出現在宮禁之內尤為特殊。
於是，文宗皇帝聽從了他們的提議前往含元殿，同時他還命令宰相與中書、門下省官員們先去視察。然而，當官員們返回後表示懷疑這並非真正的甘露時，文宗再次派遣宦官神策軍左右護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帶領其他宦官前去確認。這次視察成為了一場精心策劃陰謀的導火索。
當宦官仇士良等人到達左金吾仗院時，他們注意到韓約表現異常緊張，同時發現了藏匿的武裝士兵。意識到這是一個陷阱，宦官們迅速撤退至含元殿，並迫使文宗乘軟輿進入內宮。此時，李訓試圖召集金吾衛士保護皇帝，同時大聲疾呼阻止皇帝入宮，但未能成功。宦官們成功將文宗帶入宣政門並關閉了大門，導致朝廷官員驚慌失措地四散奔逃。
隨著事態急轉直下，宦官們立即調遣了五百名神策軍士兵持刀衝出東上閣門，對現場人員展開大規模的屠戮，當場造成數百人身亡。隨後，宦官們封鎖了宮城的各門進行搜捕，又誅了上千人。在這場被稱為“甘露之變”的血腥鎮壓中，包括李訓在內的多位朝廷重臣被誅，而他們的家族也未能倖免於難，遭到了殘酷的滅門。
這件事件過後，唐文宗被宦官軟禁了起來，國家大權則全部落入了宦官的手中，而宰相等官員們僅能處理文書工作。宦官們的權力達到了頂峰，不僅威脅到皇帝的安全，還輕視宰相，對待朝臣如同草芥。面對這樣的局面，文宗皇帝感到無計可施，只能透過飲酒和作詩來排解內心的痛苦。有一次，他對當值學士周墀傾訴，感嘆自己的處境甚至不如歷史上受制於人的周赧王和漢獻帝，言語間充滿無奈和悲傷，令聽者無不為之動容。
儘管如此，在鄭覃、李石指出李訓和鄭注實際上是宦官所引薦的事實，以及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上表為王涯、賈餗等人鳴冤之後，仇士良開始有所收斂。這些舉動使得文宗和他的大臣們能夠重新行使部分權力，暫時緩解了宦官專權的局面。
“甘露之變”不僅是文宗剷除宦官勢力計劃的重大失敗，也標誌著唐朝皇權進一步削弱，宦官專權的局面更加鞏固。這場悲劇深刻影響了唐朝後期的政治格局，留下了深遠的歷史教訓，展現了文宗在政治風暴中的無力感和個人悲劇。
患病離世
唐文宗李昂在位期間，經歷了多次政治風波和個人的悲劇。他曾有意立其兄敬宗的長子晉王李普為太子，但不幸的是，李普早逝，被追封為悼懷太子。隨後，唐文宗立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