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承恩來到這個時代才知道南宋軍隊真實的情況，人家不是不能打，而是想不想打。
大宋施行募兵制，募兵的缺點是耗費錢糧太多。
募兵制不像徵兵制那樣，說徵就徵，說罷就罷，罷歸的老百姓都有田種，他們從戰時轉為平時非常快。
募兵制徵召的兵員大多是失地人員，他們成為職業兵後便以從軍為職業，國家絕不會隨時罷歸，因為要重新培養一支成熟的軍隊時間太長、成本又高，所以只能持續維持。
職業軍人全家都要靠軍人的軍餉養活，養兵不僅是要養兵，也要養兵背後的一家子，這自然導致軍費越來越高。
但人家一旦決定打，只要賞賜到位，軍隊戰力馬上雄起打自己沒問題。
重文輕武的壓制只是一方面的，邢承恩來了才瞭解到，宋時期對民間武器的政策和後世現代人的理解不一樣。
先秦銅兵，是金屬兵器的初始階段，在發展到頂峰後，鋼鐵兵器開始出現。
經過兩漢和南北朝時期的不斷展，中國鐵兵從冶煉、鑄造、鍛造及熱處理技術，到隋唐時期又達到了頂峰。
而恰恰唐朝兵備又採取的是精兵制度，其政府常備軍的人數可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少的一朝，而其經濟又是中國歷史上罕見地強盛，在這種雙重基礎上，導致隋唐兵器的精良程度和技術，都成了中國歷史之最。
從宋朝之後中國打製兵器的能力慢慢開始下行了。
宋自開國起就呈現出一派全面捱打的積弱氣象，以至於把兩個皇帝搞進了五國城去坐井觀天、後宮娘娘們弄進了金人的洗衣局，最後更偏安一隅做了多年兒皇帝。
邢承恩瞭解後才知道，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趙老大出身行伍，又仗著武力黃袍加身，從主家孩子手裡篡奪的天下，其心中對帶兵武人和百姓以武犯禁的恐懼心之重，非比一般皇帝。
這一點，只看趙大官人一得天下就即刻上演了一場杯酒釋兵權的好戲文，便可窺知一二。
而之後趙宋一力推行重文輕武之觀念與制度，又嚴禁天下百姓擁有私兵，乃至於禁斷百姓們的日常生活刀具，則均是此種恐懼的具體表現。
宋代自立國後，就在一直大力奉行防民甚於防川的政策，大張旗鼓地禁民間持有兵器、禁民眾私下聚會等等。
不但對民間私蓄兵器者處罰極嚴，甚至對造刀的工匠也要一併進行處罰，所以鐵匠是不敢打造制式武器的。
後世經常在各種影視劇裡看見的，那種宋朝書生佩個寶劍到處溜達這場景，在現實版宋朝是絕無可能存在的。
因此宋朝的書生，唯一能做的就是和這位軍漢出身的皇帝一樣，出門扛條木頭棍子防身。
因為只要不是官兵官吏，你拿把西瓜刀出門都要挨抓，別說掛個寶劍滿大街招搖了。
宋朝流行的是棍棒，放眼看去滿大街都是棍棒，罕見刀劍的。
唯一區別就是，棍子可以起上好聽的名字，如此才能稍顯不同。
大宋開寶三年（97o），那位杆棒開國皇帝頒佈了一條法令，曰京都士人及百姓均不得私蓄兵器。
其後禁令波及全國連綿不絕，粗略簡之，再三再四頒佈的各種禁私兵法度。
這一系列禁令，涉及面極廣，不但禁了上陣用的軍用武器，一度連老百姓日常開山種田的工具刀都給禁了。
在《宋會要輯稿·兵》裡，有仁宗年間的一份詔書，其曰：“仁宗天聖八年三月詔曰：川陝路不得造著袴刀。
利州路轉運使陳貫言：著袴刀，於短槍竿、拄杖頭安者謂之拔刀，安短木柄者謂之畲刀，並皆著袴。畲刀是民間日用之器，川陝路險，全用此刀開山種田。
今若一例禁斷，有妨農務，兼恐禁止不得，民犯者眾，請自令著袴刀為兵器者禁斷，為農器者放行。乃可其請。”
這裡還好吧，利州路轉運使陳貫為老百姓爭取到了攜帶工具刀的權力，在他的建議下，朝廷只禁了長柄的“拔刀”。
但在《宋會要輯稿·刑法》中，又有記載說徽宗宣和七年，朝廷再次下令禁斷民間使用及鍛造“博刀”等刀具。
這個所謂的“博刀”，其實與朴刀、畲刀、襏刀、刳刀、著袴刀等等乃是同一樣東西，是不同地方、不同時間的不同稱呼。
而《宋史》卷一百九十七的兵志則道：“景佑二年，罷秦州造輸京師弓弩三年。詔：‘廣南民家毋得置博刀，犯者並鍛人並以私有禁兵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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