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環集的危局面前，“無可戰之機，無可戰之勢，直亦無可戰之理”，只可隨機應付，切忌不顧後果的浪戰；洋務派領袖們認為當務之急先要強國，他卻認為先要富民；朝野清流一致認為列強亡我之心不死，他卻認為洋人以通商為制國之本，意在求利，我們不妨因勢利導。他對這些關鍵問題的看法與各路“神仙”如此格格不入，大相牴牾，得不到朝野各派系的鼎力相助，以至於孤立無援，便毫不奇怪了。
郭嵩燾猶如一個洞幽燭微，平心靜氣的醫生，不避風險地為病入膏肓的老大中國診治病因，對症下藥。他雖然對西方文化還不能用辨證批判的眼光去全面加以審視，但他能夠突破傳統夷夏觀念，勇於承認中國之“無道”（政治*），看到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高於專制主義的優越性，以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主張向西方學習，以平等互利的態度去處理對外關係，併力圖以理性的方式去維護國家的利益，這是近代外交意識的萌芽，也不愧為先知先覺者的獨到之見。難怪乎學貫中西的一代巨人梁啟超也心悅誠服地稱讚郭嵩燾是“最瞭解西學的人”。
§他成了大清朝的“敵人”
美國西部牛仔們有一句用以時刻自警的名言：“槍聲總有餘響。”
郭嵩燾顯然不如同時代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功勳卓異，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