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整頓，部長賙濟首次明確提出“學校亂收費，校長要撤職”。湖北省教育廳等部門聯合發文，明確省內各地區的收費專案和標準，明確規定哪些屬於亂收費。2月中旬，黃梅縣有6名校長因亂收費被撤職。3月24日，*召開了全國教育系統治理中小學亂收費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再次提出“誰主管，誰負責”。
與此同時，《鄂東晚報》不斷接到讀者關於教育亂收費的舉報，一場特殊的“新聞戰”也開始緊鑼密鼓地籌備著。
“那天報社召集所有人員開會，一位老總開始講報社的困難，分析了當前治理教育亂收費的形勢，然後提出了以打促談搞創收的方案。”陶志東回憶說，雖然沒有明說要採取敲詐的手段，但大家都心知肚明。
會上，報社老總把黃岡市的11個縣區劃成幾個片，每片安排2至4名記者。會後，記者編輯們自己又進行了微調。
為了更好地製造輿論氛圍，行動前一天，《鄂東晚報》刊發了*、湖北省關於治理中小學亂收費的通知，校長因亂收費撤職的新聞。一名記者採寫的《明明白白交學費》也放在了顯著的位置，並詳細標明《鄂東晚報》所在的黃岡地區各類學校具體的收費專案和標準。
臨上“戰場”前，記者們配備了足夠的“武器”：數份本期的報紙，還有從報社財務部門領取的一沓沓空白髮票。
記者們都很興奮，“有報社撐腰，創收不成問題。”
幾名曾經參與這一活動的《鄂東晚報》記者向本報介紹了他們“辦案”的手法：先選定學校，找幾個學生問學校收了多少錢，一共有多少學生，算出學校大概多收了多少錢，找校長見面隨便聊聊。當天寫完稿件後，請校長到賓館“看稿”，當校長哀求不要發稿時，提出“報社困難，相互支援”，談妥價錢後以“宣傳費”或“訂報費”名義開具發票。
“我們要錢有一個標準，比如這個學校多收了10萬元，我們最低要1萬元，因為還有其他單位向學校要錢，我們要多了學校也拿不出來。”
幾名原《鄂東晚報》的記者向本報記者說，2003年2月到3月，《鄂東晚報》記者藉著“治理教育亂收費”四處出擊，以曝光要挾學校，除了聞名全國的黃岡中學外，幾乎所有中小學無一倖免。“黃岡中學校長名氣太大，我們搞不動。”
英山縣也是一個例外，在11個區縣中，英山經濟最不發達，學校實在拿不出錢。
《鄂東晚報》記者說，受災最嚴重的是黃梅縣，記者去了好幾撥。
“行動中，我們不斷接到老總的電話，詢問我們的進展，通報其他組的戰果，讓我們感到壓力很大。”陶志東說，即使過了很長時間，報社一位老總還在大會上說，“我在家睡不著覺的時候還在想，黃梅縣還有哪個地方沒有搞？”
經濟效益是可觀的。一般一路記者走兩三所學校，會帶回1萬多元現金，一時拿不出錢的學校也要談好宣傳方案。十幾天的時間，報社創收近20萬元。
“*部長賙濟被我們利用了。”一位《鄂東晚報》記者說：“我估計，報社一年從學校搞來的錢就有100萬元。”
“只要給錢，什麼稿子都能發；只要給錢，什麼醜聞都能壓”
“最近又有什麼專案？”這句話幾乎成了2003年《鄂東晚報》記者見面時說得最多的問候語。
“你真狠！”這是對創收多的記者的由衷讚歎。一些創收成果豐碩的編輯記者還被推舉為“金牌殺手”。
但隨著“專案”的深入開展，記者們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鄂東晚報》的所作所為已經和新聞職業道德格格不入。
為了讓校長甘心掏錢，報社總編在發稿單上虛張聲勢地寫上“此事很嚴重，以內參形式報*總理、賙濟部長”等批語，然後交給記者恐嚇當事人。
為了更多地創收，相當多的批評稿、問題稿被“換糖吃了”。而為了給出錢的學校一個交代，一個個冠名第一的學校宣傳不斷推出，導致很多讀者不知道是否應該相信《鄂東晚報》的報道。
2003年3月的集體行動後，創收活動並沒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今年7月，一名記者獲得一名公務員涉嫌嫖娼的新聞線索，《鄂東晚報》老總立即指示先寫稿子，然後在發稿單審處意見上寫明：“此問題性質十分嚴重，中央對隊伍建設抓得很緊，一再強調從嚴治理，此件可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同時以本報內參形式報中央政法委等單位。”
這名公務員看到這樣的批示後，不敢怠慢，連忙給報社交了3000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