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改不掉，抽菸就是個例子。這話引起了爭論。保爾並沒有參加爭論，可是塔莉亞硬把他捲進來，要他談談自己的看法。他怎麼想的，就怎麼說了：“人應該支配習慣，而決不能讓習慣支配人。不然的話，豈不要得出十分荒唐的結論嗎？”茨韋塔耶夫在角落裡喊了起來：“話倒說得挺漂亮。柯察金就愛唱高調。要是戳穿他的牛皮，會怎麼樣呢？他本人抽不抽菸？抽。他知不知道抽菸沒什麼好處？也知道。那就戒掉吧——又沒那麼大能耐。前不久他還在小組會上'宣傳文明'呢。”說到這裡，茨韋塔耶夫改變了腔調，冷嘲熱諷地問：“讓他回答大家，他還罵不罵人？
凡是認識柯察金的人都會說：罵是罵得少了，可是罵起來實在厲害。真是傳教容易當聖徒難哪。“接著是一陣沉默。茨韋塔耶夫這種挖苦人的腔調使大家很不愉快。保爾沒有馬上回答。他從嘴上慢慢拿下菸捲，揉碎了，然後輕聲說：”我決不再抽菸了。“沉默了一會兒，他又補充說：”這主要是為我自己，也多少是為了茨韋塔耶夫。要是一個人不能改掉壞習慣，那他就毫無價值。我還有個罵人的壞毛病。同志們，這個可恥的毛病我還沒有完全克服掉，不過就連茨韋塔耶夫也承認很少聽見我罵人了。話是容易脫口就說出來的，比不得抽菸，所以現在我還不能說這個毛病不會再犯了。但是我一定要把罵人的缺點也徹底克服掉。“入冬以前流放下來的大量木排壅塞在河裡。秋水氾濫，有些木排被衝散了，順著河水往下漂去，眼看這些木頭就要損失掉。於是索洛緬卡區又派出自己的共青團員去搶救這批珍貴的木材。
保爾當時正患重感冒，他不願意落在大家後面，竭力瞞著同志們去參加勞動。一個星期以後，當碼頭兩岸的木頭已經堆積如山的時候，冰冷的河水和秋天的潮溼誘發了潛伏在他血液裡的敵人——他發高燒了。一連兩個星期，急性風溼病折磨著他的身體，他從醫院回到工廠以後，只能“趴”在工作臺上幹活了。工長見了直搖頭。過了幾天，一個毫無偏見的委員會認定他已經喪失了勞動能力，於是讓他退職，並給了他領取撫卹金的權利，但是他生氣地拒絕領撫卹金。
保爾懷著沉重的心情離開了心愛的工廠。他拄著手杖，忍著劇烈的疼痛，慢慢地挪動著腳步。母親曾經多次來信叫他回家去看看，現在他想起了老太太，想起了她在送別時說的話：“總要等你們生病了，受傷了，我才能見到你們。”他到省委會領來兩份組織關係證明書，一份是共青團的，一份是黨的，卷在一起。為了不引起更多的痛苦，他幾乎沒有同任何人告別，就動身到母親那裡去了。一連兩個星期，母親又用草藥燻，又按摩，醫治他那兩條腫腿。一個月以後，他走路已經不用手杖了。他內心充滿了喜悅，黃昏又變為黎明。
列車把他送到了省城。三天以後，組織部給他開了一份介紹信到省軍務部，由軍務部分配他去擔任地方武裝的政治工作。
又過了一星期，他來到了這個冰天雪地的小鎮，擔任第二軍訓營的政委。共青團專區委員會又交給他一項任務，要他把分散的共青團員組織起來，在這個新區建立團組織。瞧，生活就是這樣不斷變化的。
外面很熱。一支櫻桃樹枝從敞開的窗戶外窺視著執委會主席的辦公室。執委會對面是一座哥特式的波蘭天主教教堂，太陽照得鐘樓上的鍍金十字架閃閃發亮。窗前小花園裡，執委會看門人的妻子飼養的一群小鵝正在活潑地找尋食物，它們跟周圍的小草一樣，蔥綠色，毛茸茸的，十分可愛。
執委會主席讀完剛接到的緊急電報。他的臉上掠過一道陰影。他把骨節粗大的手指插進蓬鬆的鬈髮裡，停住不動了。
別列茲多夫執委會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利西岑今年才二十四歲，這一點，黨內外同志都不知道。他魁梧，有力，為人嚴肅，有時候甚至很嚴厲，看上去足有三十五歲。他的身體結實，粗壯的脖子上長著一個大腦袋，深棕色的眼睛銳利而嚴峻，下頜的線條清晰有力。他穿著藍馬褲、“見過世面的”灰軍裝，左胸口袋上戴著一枚紅旗勳章。
十月革命前，利西岑在圖拉兵工廠“指揮”旋床。他的祖父、父親和他自己，幾乎都是從童年時代起，就在這個工廠裡切鐵、削鐵。
可是有一年的一個秋夜，利西岑這個一直只管製造武器的工人，第一次拿起了武器，他從此就投身到大風暴中來了。
革命和黨不斷地把他投入一場又一場火熱的鬥爭。這個圖拉的軍械匠走過了光榮的戰鬥道路，從一個普通的紅軍戰士成長為團的指揮員和政委。
戰火和炮聲已經成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