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天寶年間，有個商洛隱士任升之，曾給右補闕鄭欽悅寫信說：“升之所言是這樣的：我隱退後居住在商洛，久闕披陳，獨往山林，親情之間斷絕往來。有事想向你求問，他日再去拜訪。升之的上五代先宜曾在梁朝作官任太常，當初在南陽王帳下作官時，在鐘山懸崖一處坍塌的墳墓中得到一篇古代的銘文。這篇銘志不講姓氏，用小篆刻的文字說：‘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鐘啟靈趾。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字雖有剝落，但仍很分明清晰。是一場大雨之後，才墜落下來而得到的。當時是梁武帝大同四年。數日後，恰逢盂蘭大會，先祖隨從皇帝一起去同泰寺，便將銘文抄錄下來拿給史官姚訾及諸學官看。他們仔細地研討了幾個月，卻沒有一個人能知曉它的意思的。當時抄錄的文字，現在還裝在筐笥之中。您的學問可以說是生而知之，謀略、運籌兩者兼備。像您這樣有學識的人即使是前賢也比不上，近代也從未聽說過。願您能選其要旨，綜合它的要義，將遺簡的內容註釋闡發出來，以了卻先祖的遺願。這也是我深深盼望的。樂安任升之白。”數日後，鄭欽悅回信說：“迷信的使者已到，忽然看到您的信函，正可滌除我胸中的煩悶。您不忘舊情，甚至要屈駕來訪。又把大同年間的古銘抄給我看，連前輩賢才都不能通曉，我沒有那麼高學識，怎敢輕言狂語呢？這讓我更加慚愧了。我現在正在途中，沒有什麼資料可查閱，只是在馬鞍上探求思考，但也頗有收益。修建這座古墓的人不知是何人之子，選擇這個地方作墓地的人可稱得上是絕代的賢才。對過去和未來的事情，他了如指掌。推論事情的始終，絲毫不差，比隗炤能預測到將有姓龔的使者來訪，還要高明。不說葬者的年月，先記載坍塌的時間。從坍塌的時間，來求索初葬的日子，事情就可以知曉了。姚史官也可稱得上是當世的學者，反覆多次與諸儒研討，琢磨一個多月，竟不知那裡麵包含的旨意。
當然還不止是這一點。推究占卜者的用意，是把事情說得含蓄些，話說得深奧些。這是等待我當那個龔氏使來開啟這個疑團哪。如果不是這樣，為什麼你忽然下顧求教於我呢？我稽查各種歷術學說，揣測那些微詞，試著作一次探索，庶幾乎可能揣測出此銘的深意。當年是梁武帝大同四年，這一年正是戊午年。那裡說的‘甸服’，即是五百；‘黃鐘’即是十一。那是說到五百一十一年墳墓將坍塌。從大同四年向上追溯五百一十一年，是漢光武帝建武四年即戊子年。‘三上庚’，說的是三月上甸的庚日，那年三月辛巳是朔日，即初一，再過十日是庚寅日，因此是三月初葬於鐘山的。‘七中巳’，說的是七月戊午朔日，也是初一，再過十日便是己巳日，這便是墳墓剛剛坍塌的日子。這一天是己巳可以知道了。‘浹辰’是十二，從建武四年三月到大同四年七月，總共為六千三百一十二個月，每月一交替，所以說‘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是十八，‘重三’是六，尾字是‘四百’，六就是千數，十八可知是萬數。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安葬，到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坍塌，共計為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就是銘上說的‘二九重三四百圯’。這裡所說的只是年月日的數，按年說是五百一十一年，正合於‘甸服黃鐘’；按月算則是六千三百一十二個月，合於‘六千三百浹辰交’；按日算則是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合於‘二九重三四百圯’。從‘三上庚’到‘七中巳’，根據曆法計算，沒有什麼差錯。所說的年和月日，只要差一個數，就不能相符合了。當初卜者之意，就是等待我來講清楚的。你向我來詢問，是天意早就安排好了的。從政已經很久了，學業早已荒蕪，古人的意思，又是很難推測的，您可以再問問別人。如有收穫可及時告訴我。派使者送還此信面謝。鄭欽悅啟。“據記載，貞元年間，李吉甫任尚書省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當時宗人李巽為戶部郎中，在南宮閒暇的時候，談到近代儒學術數的著名人物，對李吉甫說：”已故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鄭欽悅，對於術數研究精深，尤其對玄奧的事物能夠深思通達，是僧一行所達不到的。因他在那時受到當朝者的壓制，所以不很出名。你知道嗎？“李吉甫回答說：”兄長用什麼來證實呢？“李巽說：”天寶年間，商洛的隱士任升之，自稱五代先祖曾在梁朝作官為太常，大同四年，在鐘山下得到一塊古墓銘。
那上面文字隱秘難懂，到處求教於儒學之士，卻沒有一個人能明白它的意思的。於是封存了古銘，告誡兒子們說：‘我代代子孫，要用這個古銘訪尋於通曉它的人。如果能有知曉者，我就沒有什麼遺憾的了。’到了任升之這一代，他很通法也很博學。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