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商洛隱者任升之，嘗貽右補闕鄭欽悅書曰：“升之白。頃退居商洛，久闕披陳。山林獨往，交親兩絕。意有所問，別日垂訪。升之五代祖仕梁為太常，初住南陽王帳下，於鐘山懸岸圯壙之中得古銘，不言姓氏。小篆文雲：‘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鐘啟靈趾。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雖剝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後，才墮而獲。即梁武大同四年。數日，遇盂蘭大會，從駕同泰寺，錄示史官姚訾並諸學官。詳議數月。無能知者。筐笥之內，遺文尚在。足下學乃天生而知，計舍運籌而會，前賢所不及，近古所未聞。願採其旨要，會其歸趣，著之遺簡，以成先祖之志，深所望焉。樂安任升之白。“數日，欽悅即復書曰：”使至，忽辱簡翰，用浣襟懷，不遺舊情。俯見推訪，又示以大同古銘，前賢未達，僕非遠識，安敢輕言，良增懷愧也。屬在途路，無所披求。據鞍運思，頗有所得。發壙者未知誰氏之子，卜宅者實為絕代之賢。藏往知來，有若指掌。契終論始，不差錙銖。隗炤之預識龔使，無以過也。不說葬者之歲月，先識圮時之日辰，以圯之日，卻求初兆，事可知矣。姚史官亦為當世達識，復與諸儒詳之，沉吟月餘，竟不知其指趣，豈止於是哉。原卜者之意，隱其事，微甚言，當待僕為龔使耳。不然，何忽見顧訪也。謹稽諸歷術，測以微詞，試一探言，庶會微旨。當梁武帝大同四年，歲次戊午。言’甸服‘者，五百也。’黃鐘‘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於鐘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圯墮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浹辰交也。二九為十八，重三為六，末言四百，則六為千，十八為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圯，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圯‘也。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於’甸服黃鐘‘；言月則六千三百一十二，會於’六千三百浹辰交‘；論日則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會於’二九重三四百圯‘。從’三上庚‘至於’七中巳‘；據歷計之，無所差也。所言年則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矣。原卜者之意，當待僕言之。吾子之問，契使然也。從吏已久，藝業荒蕪。古人之意，復難遠測。足下更詢能者。時報焉。使還不代。鄭欽悅白。“記，貞元中，李吉甫任尚書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時宗人巽為戶部郎中。於南宮暇日，語及近代儒術之士，謂吉甫曰：”故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鄭欽悅，於術數研精，思通玄奧，蓋僧一行所不逮。以其夭閼當世，名不甚聞，子知之乎？“吉甫對曰：”兄何以核諸？“巽曰：”天寶中，商洛隱者任升之，自言五代祖仕梁為太常。大同四年，於鐘山下獲古銘，其文隱秘。博求時儒，莫曉其旨。因緘其銘，誡諸子曰：’我代代子孫，以此銘訪於通人，倘有知者，吾無所恨。‘至升之，頗耽道博雅，聞欽悅之名，即告以先祖之意。欽悅曰：’子當錄以示我，我試思之。‘升之書遺其銘，會欽悅適奉朝使，方授駕於長樂驛，得銘而釋之。行及滋水，凡三十里，則釋然悟矣。故其書曰，’據鞍運思，頗有所得。‘不亦異乎！“辛未歲，吉甫轉駕部員外郎，欽悅子克鈞，自京兆府司錄授司門員外郎，吉甫數以巽之說質焉，雖且符其言，然克鈞自雲亡其草，每想其微言至賾而不獲見，吉甫甚惜之。壬申歲，吉甫貶明州長史。海島之中，有隱者姓張氏，名玄陽，以明《易經》，為州將所重。召置閣下，因講《周易》卜筮之事，即以欽悅之書示吉甫。吉甫喜得其書。扌卡，逾獲寶。即編次之，仍為著論曰：”夾一丘之土，無情也。遇雨而圯，偶然也。窮象數者，已懸定於十八萬六千四百日之前。矧於理亂之運，窮達之命。聖賢不逢，君臣偶合。則姜牙得璜而尚父，仲尼無鳳而旅人。傅說夢達於巖野，子房神授於圯上，亦必定之符也。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經營如彼。孟去齊而接淅，賈造湘而投吊，又眷戀如此，豈大聖大賢，猶惑於性命之理歟？將浼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廢歟？餘不可得而知也。
欽悅尋自右補闕歷殿中侍御史，為時宰李林甫所惡，斥擯於外，不顯其身。故餘敘其所聞，繫於二篇之後。以著蓍筮之神明，聰哲之懸解，奇偶之有數，貽諸好事，為後學之奇玩焉。
時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趙郡李吉甫記。“（出《異聞記》）
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