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意，而且詛咒蘇維埃政權。引渡僑民將軍的做法是違反法律的。正像蘇聯情報機關的一位領導人、有名的恐怖主義者П。А。蘇多普拉托夫回憶的那樣，П。Н。克拉斯諾夫、А。Г。什庫羅等人實際上是根據與蘇方的秘密協定才與昔日的德國海軍艦隊總司令、海軍上將雷德爾（Erich Raeder，1876－1960）和一批被蘇軍俘虜的德軍高階將領進行交換的。如果沒有這次交換，雷德爾完全可以逃脫紐倫堡國際法庭的審判，因為蘇聯本來指望利用一下這位過去的海軍上將廣泛的關係和所掌握的情報。
紐倫堡國際法庭對納粹戰犯進行審判在法律上來說是沒有充分根據的。盟國們不得不對蘇聯的許多勾當〃視而不見〃。他們裝作看不見卡滕，看不見蘇德秘密備忘錄，看不見蘇聯對芬蘭的佔領，雖然當時已經很少有人懷疑斯大林及其周圍的人必須要為所有這一切負責。蘇聯勞改營管理總局中的制度與後來解放納粹集中營和〃死亡集中營〃時發現的情況相差無幾，關於這一點，當時西方有一小部分人在猜測，而且情況也不是十分明朗。為了給種族滅絕政策的發明人和侵略者公平地定罪，必須對勝利者之一的蘇聯的這些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哪怕是在最小的範圍裡。說真的，蘇聯的這些行徑……殺害最有錢、最有教養的民眾……僅稱為種族滅絕是遠遠不夠的。在卡滕和其他地方槍殺波蘭軍官就正好體現了這種政策。國內戰爭時期俄國的這種政策是在紅色恐怖手段的幫助下實行的，在東德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中它的施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了（其中包括幾萬人死在戰俘營中）。說實話，這裡的恐怖手段已經不是俄國的那種恐怖手段，因為它是在與西方開始〃冷戰〃對立的條件下實行的，當時在對立的情況下，看待東歐國家就像看待盟國一樣。
在投敵者中也有一些在思想上與蘇維埃政權為敵的人員，其中就包括俄羅斯解放軍的空軍司令、前紅軍上校В。И。馬爾採夫。他不是俘虜，而是自願跑來向德國人效勞的。而1941年8月22日，前紅軍少校И。Н。科諾諾夫帶領著自己的第436步兵團向德國人投誠。43那些與德國人合作的十月革命後逃亡國外的白俄分子是一些反對蘇維埃的思想鬥士。在投敵者中間，只有為數不多的人與這些僑民有相似之處，他們留在蘇聯並同共產黨員們進行著積極的鬥爭。例如，捷列克的哥薩克格奧爾吉·吉卡耶夫大尉就在北高加索打了20多年遊擊，而自從德國人到那以後，他就與他們合併，並參加了捷列克哥薩克武裝。
普通的蘇聯投敵者，包括大量被俘的紅軍士兵，他們投敵的另一層原因，在於內心最後一道防線在德國式的〃先進生活〃面前徹底崩潰了。1943年3月28日，在俄羅斯解放軍的宣傳員培訓班結業以後，中尉列戈斯達耶夫在投敵者發行的《志願軍報》上寫道：〃……我經常聽到德國軍官和士兵們談起在德國的生活。但是，自從我參加了培訓班組織的對一些工廠、農村企業和公共設施進行的參觀後，我就堅信，聽到的那些說法真的與事實一樣。為了能過上德國工人們所過的這種生活，是值得進行鬥爭的，為了讓我們祖國的人民也過上這樣的生活，是值得流血犧牲的。〃第一批僑民、上校康斯坦丁·克羅米阿季（薩寧）在自己的回憶錄裡證實，在德國的蘇聯戰俘中確實存在這種想法。克羅米阿季曾任弗拉索夫的秘書辦主任。據他講，一位被俘的蘇聯軍官在1942年的冬天被帶到了柏林，這個人因為擔心洩露軍事秘密，斷然拒絕回答有關紅軍的任何問題。有一天恰逢節日，他被帶到城裡，以便讓他參觀一下德國人民的生活。這趟參觀回來以後，這位戰俘〃要了紙張和鉛筆，一連幾天不停地寫下了自己對蘇維埃政權的失望之情，還寫了蘇聯人民可怕的生活環境，以及蘇維埃政權愚弄自己人民的那些謊言〃。
第五部分東方工人
1943年4月25日，在《志願軍報》上刊登了弗拉索夫投敵者的一篇遊記，寫的是他們參觀柏林郊區的文濟亨多爾夫村的情況：
對於我們這些人來說，已經習慣於看見村子裡到處是茅草頂的小木屋，可是，德國的農村看起來就像一座規模不大、卻十分舒適的城市。一幢幢平房或兩層小樓都是磚砌的，圍牆是用石頭壘的。在每一家院子旁邊，都有小花園。村子的中央是教堂和學校。
村長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們，非常熱心地回答著我們感興趣的各種問題。我們參觀了幾家農戶，下面就是我們對於農民生活的所見所聞。
在這個村子裡，一共有25戶是繼承的祖業，其中大部分人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