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建立起來的習慣，那時我的第一個任務是有關海上雷區的突破性研究。然後，我協助發明了在六日戰爭期間使用的損失評估體系。為了分析裝甲運兵車的最最佳化設計，我結合了經濟學、運籌學和數學規劃等方法（後來我將該論文審查修改之後了申請碩士學位）。伊朗專案給了我一個難得的新挑戰，這需要想象力、主動性，還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去研究。
對於每個城市專案，我研究了人們不同層面的需求，例如，一個伊朗現代城市的垃圾收集、市政服務、景觀偏好、文化設施、購物中心等等。為此，我收集了包括清真寺、學校、甚至墓地等的重要資訊，最終差一點成為穆斯林文化的專家。在特拉維夫公共圖書館館員的耐心幫助下，一個接一個，我將阿巴斯港、班達爾和哈爾克島的專案放在一起研究。在研究過程中，我一直牢記預算限額。因為很明顯，從一開始，伊朗方面顯著低估了專案的成本。
與此同時，我來自以色列理工大學的老朋友璐璐以及他的公司（哈曼組織與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屬於工程服務集團的子公司）正在調研專案的可行性。整個專案的真正主角——建築師和工程師們已開始協力起草計劃書。衛星城市的建設，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我們不得不應對的問題與丹·埃坦曾經遇到過的都不相同。例如，我們需要1500扇門和8000套鎖，必須進口或自產，總之要快。一些建築材料是以色列製造，有些在伊朗國內購買，而也有一些來自歐洲。我們對質量要求非常嚴格，直到伊朗方面出現問題。計劃書要求我們遵守各種建築材料事先商定的價格，這迫使我們只能使用承包商從批發商處購買的產品，而批發商從中賺取大量利潤。這是伊朗的慣例，所以別無選擇。
在全盛時期，伊朗國王是無所不能的。他下達命令，提供資金支援，指令即使不切實際也得立即執行。有傳言說他曾經下令，所有波斯嬰兒必須每天喝一杯牛奶，所有的諂媚者都表示同意，只有一個維齊爾＇伊斯蘭教國家高官。＇勇敢地站出來，說出了這個指令的弊端。他指出，假定6000萬伊朗人中有500萬是嬰兒，如果要求這些嬰兒每天喝一杯牛奶，那麼每月大約需要1000萬升的牛奶，而伊朗的奶牛數量並不大；所以他們需要進口成千上萬的奶牛，然後建造牛棚和奶牛場，添置必要的製冷裝置，建立專門的運輸系統，並訓練成千上萬的專業擠奶工。最後，他建議直接進口牛奶也許會更好。
同時建造三個新的衛星城市的命令跟這個傳言中的法令真是如出一轍。然而有關建設計劃的指令又比較務實，因為國王求助的是以色列人，我們只要是在私營部門工作，重壓之下的工作狀態絕對世界一流。不過在公共部門，以色列人的表現則是差強人意的。在我家附近的拉馬特伊蘭，一個只有1000戶家庭的公共住房工程專案，最終花了15年才建成。而我們在伊朗建造三個城市才用了三年。
可以肯定的是，錯誤在所難免，問題往往就在你認為一切都進展順利的時候突然出現了。理論上，本地的承包商有責任對一些錯誤有預見性，但他一定也有考慮不周的地方。舉個例子，每個人都知道，穆斯林在祈禱的時候是面向麥加方向的，但沒有多少人知道這個習俗會影響廁所的位置，因為習俗上是禁止有廁所面對麥加方向的。海軍建設部門的總部位於德黑蘭，他們主要在德黑蘭以及伊朗中部地區施工。考慮到麥加位於德黑蘭的西南方向，他們要求所有海軍城市的廁所都是東西朝向的。而我們大多數的施工計劃都在阿巴斯港，位於德黑蘭以南一千公里，幾乎是在麥加的正東方。正當我們要根據海軍部門的要求建造廁所，幾乎就要犯下致命錯誤的時候，一個叫丹·埃坦的人意識到了這一點，並提醒了海軍官員。他們急忙到穆斯林牧師那裡尋求建議，經過激烈的討論，一致認為這個以色列的不信教者是正確的。隨後，我們對規劃進行了變更，阿巴斯港的廁所定位成南北走向，避免了不可饒恕的過錯。
最後，與我們在城市建設中所做的傑出工作相比，這樣的小錯誤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伊朗人尊重和欣賞我們，對我們非常友好。儘管兩個國家沒有外交關係，不過在伊朗王國，以色列人非常受人尊敬。
我的大部分工作在以色列，只有在伊朗方面有需要的時候我才會去。1975年6月15日，我安排下班後與來自以色列理工大學的老朋友約西·杜布羅斯基會面。在他的寓所，我們計劃觀看歐洲盃特拉維夫馬卡比對陣貝爾格萊德紅星隊的比賽。當比賽結束的時候，他問及我在伊朗的工作是否很危險。我解釋說，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