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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有一間很大的書房，櫥裡、架上、桌子上堆滿了蟲蝕的線裝書。書房的窗子很大，但被窗外一道整年長滿青苔的牆擋住了，光線不好。有時她看見祖父戴著老花鏡，坐在窗前看書。她很羨慕祖父有那麼一個大書房，心裡想：“一個人能讀那麼多書，真了不起！”她多麼希望也像祖父一樣，堂堂正正地坐在那裡，探取書中的奧秘，但森嚴的家規卻把她拒之門外，未成年的孩子是不準進書房的。
她十二歲那年一個冬日的黃昏，一家人都在房間裡烤烘籠，陳敬容瞅準時機，悄悄地推開書房的門，從書架上取下了一本《聊齋志異》，拿回自己的房間，塞到床褥下。待到深夜才坐在油燈下閱讀。她在1946年寫的散文《偷讀》中回憶道：“怎樣的驚奇、狂喜，又怎樣的駭怕！那些鬼怪、狐狸的故事，真叫人毛骨驚然！好像他們都在窗隙裡、門縫裡向我窺看，好像他們已經進到屋內，躲在那些擁擠的傢俱背後。但是這種恐懼卻不能奪去我閱讀的興趣，我便把兩手捧住了臉，只留兩隻眼睛，朝向書本上；偶然也舉眼望一望四周，但馬上又駭怕地收回來。”
從此，她讀書的興致愈來愈大，想方設法躲開祖父的目光，在書房裡大加搜尋，慢慢地發現了《三國志》、《列國志》和名目繁多的小說，又從叔父商店的學徒手中借來了《封神榜》和《西遊記》等，貪婪地閱讀。開始偷讀時，心還怦怦地跳個不停，當專心地讀一陣子以後，周圍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
後來她考上了縣立女中，逐漸接觸到五四初期的作家魯迅、朱自清、郭沫若、葉紹鈞、冰心等人的作品。另外，教師也選了一些活頁文選給學生閱讀。她又接觸到外國作家都德、左拉、拜倫、柯羅連珂等人的作品。有時，省下零用錢，還到舊書鋪去租書來讀。
在學校裡忙於應付功課，讀課外書的時間較少，只好偷偷地帶回家去讀。一次，她帶回一本阿志巴綏夫的《血痕》，忘了拿進屋去，丟在耳房的條桌上了，恰巧，被經過那裡的叔父發現，便告訴祖父，說她看不規矩的書。祖父把她叫去罵了一頓，要她第二天拿去還給人家，永遠不許再看。幸好，當時父親不在家，免了一頓懲罰。祖父的斥責絲毫沒有減弱她讀書的興趣，新舊小說仍然繼續偷看。有一回，父親寄給她兩本《生活信箱》雜誌，她誤認為父親的腦子變新了，便寫信告訴父親，說她讀了《紅樓夢》和《水滸傳》。回信來了，她被大罵一頓，說是“紅樓誨淫，水滸誨盜”，豈是青年女子可以讀的書？陳敬容聽父親這些話猶如耳邊風。她一直相信，許多有“淫”、“盜”行為的人，恐怕未必讀過這類書。
當時的作文，完全是語體文，陳敬容對作文課很感興趣，每次總是交上長長的一篇。同時，開始寫些短小詩文，用筆名“芳素”在學校壁報上刊出。
長期以來，由於受到了新思想的啟蒙，她對自己的封建家庭，逐漸產生了反感，尤其是對唯我獨尊，經常打罵妻子兒女的父親更是不滿。十四歲時，她曾坐上大木船，從家裡逃跑，逃到萬縣，被父親抓回，關了半年多，由於母親的懇求和親友的勸說，父親才退讓，允許她跟隨祖父的結拜兄弟的女兒到成都中華女中繼續讀書，並改名陳彬範。在成都，國文課教材普遍採用文言，連寫作文也要講究“搖曳生姿”、“一唱三嘆”，周圍的同學們也頗崇尚古風，看新書的人極少，於是新文學暫時與她隔絕了。但這卻使她汲取到古代散文的豐富營養。高初中畢業還差一學期，學校讓她頂替該校因病輟學的同學陳在瓊的名字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
衝破關閉的生活
過了將近兩年沉悶的日子，1934年寒假，她收到了初中時的英文教師曹葆華的來信，動員她出川讀書，並且寄來了路費。她隻身一人，跋涉千里，終於到了北平，從此便與家庭斷絕了來往。
到北平後，由於經濟力量不足，未能繼續進學校讀書，只好自學中外文學，曾先後在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旁聽（其實是偷聽），以後就靠跑圖書館了。那時的北京圖書館，環境清幽，去閱讀的人不算多，加上緊臨北海公園，午飯後，就在靠公園那面的林蔭道上散散步，然後再鑽進閱覽室繼續學習，直到閉館。從此，她有了充分的時間，自由地閱讀，時而練習寫作。豐富的中外文化寶庫，培育了詩人多采多姿的藝術才華。
那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