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尺長，
我家有兩個巧姑娘。
姐姐在田裡繡花花，
妹妹在布上插秧秧。
金針來，
銀線往，
忙壞蝴蝶一雙雙，
又錯認手兒作同伴，
又錯把假秧作真秧。
這首《繡秧秧》的後兩句也是畫龍點睛，其新巧躍然紙上。其他如《搖搖搖》、《送香蕉》、《小小雞》和《摘根野草當蕭吹》等，雖都具有傳統童謠的特點，卻又有作家自由的創造和發展。歷來中國詩歌都是寓情於景，情景交融、詩中有畫的，黃慶雲的兒童詩在這方面更有其色彩。女畫家林琬崔用畫筆淋漓盡致地把她的詩情畫意表現了出來，那些精美的兒童畫，也為詩作增色不少。詩的大自然、畫的大自然，與大自然揉成一體，且不說對兒童的陶冶，就是對大人來說，也是愛不釋手，有一種返老還童之感。香港兒童文學作家何紫評論她的兒歌時說：“黃慶雲的兒歌有幾個特點：一是柔，水柔柔的，意悠悠的，一念就知道是嶺南出品，彷彿只有珠江三角洲河道縱橫才會孕育出這樣的作品來；二是村，俏麗的也藏在鄉土氣息下。”他說的“村”，自然是甜美、純潔、自然的南國鄉村特有的情致。我喜歡她的兒童詩……《花兒朵朵》是其兒童詩的代表作，曾譯為英文、法文、日文、西班牙文和烏爾都文出版。
五
作家也很難繞過政治設制的路標。文化大革命中她去了幹校。經驗和教訓，對於國家和自己都很難忘。但作為一個作家，她是社會和生活之中的主人和觀察員，思索自然要多。她思想上沒有鋪設曲折的道路，但終於踏上了這條道路。整個民族都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個人的損失似乎不必怨恨。“懊悔已晚，”黃慶雲說，“問題是如何奪回失去的時間。歲月不饒人，人也該更學會不饒歲月。”逝去的歲月已經望塵莫及，追是追不到的，但她在文革後卻高揚精神，到艱苦的地方，熟悉親愛的大地。她五次去海南島深入生活，為了創作一部既給大人又給孩子的小說。
《刑場上的婚禮》這部傳記文學，是她這時期的代表作品。它講述這樣一個可歌可泣的真實故事：大革命時期，廣州起義中的赤衛隊總指揮周文雍和陳鐵軍相愛，但為了革命工作，卻不能很快結合。起義失敗，他們被捕，判了死刑。他們視死如歸，同赴死難，並在刑場上宣佈結婚。黃沙地上，紅花開得如火如茶，刑場上，敵人的刺刀寒光閃閃。陳鐵軍向周圍的群眾作最後一次演說：
“親愛的同胞們，兄弟妹妹們，我和周文雍同志的血就要灑在這裡了。為了革命，為了救國救民，為了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而犧牲，我們一點也沒有遺憾！……今天，我要向大家宣佈：當我們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都獻給了黨和人民的時候，我們就要舉行婚禮了。讓反動派的槍聲來做我們結婚的禮炮吧！……”
故事催人淚下，震撼人心。故事是在大的歷史背景下，以陳鐵軍的成長為主線展開的，她純潔、善良、正直、堅毅、忠誠，性格鮮明，形象生動。真人真事，情節引人人勝。寫這樣的文學傳記，對黃慶雲來說尚屬第一次嘗試。她在《附記》裡說：“傳記是真人真事，因此要忠於它的時代和忠於傳記的主人翁。”這兩個重要的因素，她做到了。但是“蒐集一個烈土的一生，好像深入寶山，探索明珠，然後用一條紅線把它串起來。明珠要探求，線也要選得好，既不要遺珠，也不能把魚目和砂礫都混進去。有些看來是砂礫，其實把表面的塵埃抹去之後，明珠才更絢爛。”這是作家在篩選資料上表現出來的深淺。但傳記文學畢竟是文學，不是生平資料的蒐集和編排，應該說也是文學風格的一個展示視窗。傳記文學應是歷史的真實和小說的色彩的高階混合物。沒有任何虛構也不能成為傳記文學。但虛構的權利是有限的。關於這一點，黃慶雲又說：“故事中的虛構部分也是以忠於時代和忠於事實為原則的。歷史事情發生很久了，具體細節無法蒐集。你要去穿珠，但確實有一些遺珠尋而不見。那隻好由作者根據人物和情節的發展去塑造，否則見線不見珠，甚至連線也斷了。在這種情況下，作者完全有自由去想象和安排的。”但這種想象要合情入理，因為有一個史實的限制。傳記作家之大手筆，是可以讓冰冷的石頭散發出熱和燦爛的火花的。有位美國作家說，寫傳記無異是把自己捲進生命的萬有之鏈裡，而傳記作家也無異是鑑賞生命的行家。黃慶雲就是如此，她把自己的感情交給了時代和傳主，這樣初試獲得了成功，使《刑場上的婚禮》成為好書。接著她又創作了以大革命時代省港大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