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同許多作家一樣，沒有能避開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風暴的襲擊。開始，她被懷疑為漏網右派，曾經多次掀拽拉扯，到1969年5月，就隨著北京市第＿批下放幹部到門頭溝區上葦甸公社黃土臺大隊勞動去了。那裡是山區，黃土臺就是高山坡上的大土方，臺上住了五十來戶人家。臺上的房屋隨著起伏的山勢而築，重重疊疊，煞是好看。村莊四周環山，山上長滿了果樹，一到春天，五顏六色的果花和天上的雲霞相映生輝。山澗有條清澈透明的溪流，冬天溪水成冰，村裡的孩子們坐著自制的滑冰車，在冰面上嬉戲，山澗蕩滿了笑聲。
杲向真在這裡勞動了十個月，同社員、孩子都建立了純樸的感情，因此她深深愛上了這個小山村。她知道，解放前誰家外出討飯，抗日戰爭時誰在深山打游擊，誰家的孩子差點兒掉進小塘淹死，誰家的小夥子結婚反對鋪張；她知道，哪一塊地的土質好，哪棵樹結的蘋果甜。她和社員一塊修整山地、打眼放炮，一塊兒躲在山岩後面笑著滿天紛飛的碎石；一塊兒提著籃子在密密的杏林裡檢杏核，淘氣的孩子一邊檢一邊把杏仁塞進她的嘴裡；他們一塊兒坐在場院裡剝脫核桃的外衣，品嚐甜嫩多汁的鮮核仁……在這個美麗的山村，她度過了愉快的時光，積累了生活。
後來，她到幹校勞動了四年。1974年，北京市人事局開始考慮她的工作分配問題。她的檔案先後送到北京出版社（當時叫出版辦公室）、市文化局，都被退回，接著是《北京文藝》、三廢辦公室、市區文教局、區文化館……全都拒絕接受她。人事局的幹部嘆著氣說：“女同志過了四十五歲就難分了。如果你恢復了黨籍，也會好辦……”杲向真當時心裡非常難過，她從十七歲走上工作崗位，還從來沒有在家裡閒呆過。作為一個社會的人，“工作”就是幸福！但是，在“四人幫”暴虐的統治下，她“失去了”，竟找不到任何一個力所能及的工作，多麼可怕！杲向真說：“那是一個什麼時代啊！我既不能使自己變得年輕，也沒有能力使自己恢復黨籍。但這樣無所事事地閒散在家，混日子，真會把我逼瘋。”好心的人事局幹部總希望安排一個離家近、適合她的特長的工作，但在當時毫無希望。杲向真熱烈地渴望著工作，她對人事局的幹部說：“不管什麼工作，什麼單位，也不管多遠，只要我能勝任，就可以，決不挑挑揀揀。”人事局的幹部不以為然地反問：“石景山區倒是要人。那裡離城裡四五十里，誰都不願去，你去嗎？”“可以！”她欣然同意了。回到家裡，她又給人事局的幹部寫了懇切的、充滿了革命熱情的信，講革命不應怕艱苦，不能只在家門口乾革命等道理。最後，她終於到了石景山古城二中。
1975年，剛剛進行大反師道尊嚴的運動，一般學校的紀律都不好，古城二中也不例外。開始，她在政治思想教育組，協助宣傳隊工作。宣傳隊的工作都是抓打群架、破壞公共財產、偷東西、要流氓的學生。她坐在辦公室裡，每天“接待”的都是被打得鼻青眼腫的學生，時時聽到打碎玻璃的聲音，或在樓道里大聲喧嚷、奔跑的聲音，她覺得神經緊張，心底驚慌。教學很難進行。所有的老師都為青少年擔心，為國家的命運憂慮。在她上課時，只有少數學生認真聽講，不少學生睡覺、肆無忌憚地說話、打鬧、吹口哨、亂扔紙團，教室活像茶館和酒樓。她生氣，心裡惱火，但不會訓斥學生，只會說：“青春是美麗的，應該珍惜！你們混，混吧，將來看誰倒黴！”
“四人幫”的時代，是產生小偷和小流氓的時代，青少年犯罪的情況十分嚴重。那時杲向真住校，在夜裡，時常被隔壁派出所裡傳出的呵斥、撕打、哭喊聲驚醒。這種生活，使她感到恐怖，又感到新奇。那年9月，學校派她和另外一位老師到這個派出所看管女流氓，組織她們讀報或勞動，晚上也有人值班看守，以防逃跑。這些女流氓總是有說有笑，快活之至。她厭惡她們，也怕她們。在看守期間，她總是躲開她們，坐在遠遠的地方看書，避免同她們說話。後來，這些女流氓給她起了個別致的外號叫“大學生”，大概她們認為她的書生氣太足了吧！杲向真回憶起這段生活時說：“現在想起來，真有點懊悔。一個作家應該熟悉各種生活，為什麼當時不和她們交'朋友'呢？瞭解她們的身世、思想感情以及怎樣跌進罪惡的泥坑，這些無疑會豐富我的'生活倉庫'。”
她在學校呆了三年，教了兩年高中語文，嚐到當教師的辛苦，積累了一些生活素材。
“四人幫”的覆滅，使她又獲新生。她作為一個飽經風霜的園丁，又回到倍受摧殘的兒童文學的園地，發表了童話《酒井》和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