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頌歌哩說：“二十世紀的人類，正度著夏天的生活——縱然有少數階級，他們是超越天然，而過著四季如春享樂的生活，但這太暫時了，時代的輪子，不久就要把這特殊的階級碎為齏粉，——夏天的生活是極度緊張而嚴重，人類必要努力的掙扎過，尤其是我們中國，不論士農工商軍，哪一個不是喘著氣，出著汗，與緊張壓迫的生活拚呢？脆弱的人群中，也許有詛咒，但我卻以為只有虔敬的承受，我們儘量的出汗，我們儘量的發洩我們生命之力，最後我們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這炎威逼人的夏天，將被這無盡的甘霖所毀滅，世界變成清明爽朗。”透過這些深刻、尖銳、犀利的小品雜文和長篇小說《火焰》，不難看出廬隱在“九·一八”事變後，是時代和民眾給她以勇氣，衝出“廬隱停滯”的種種藩籬，她，又前進了！但，她死得太早……
七
廬隱是一位徹底解放了的新女性，短短的十幾年的文學生涯中，創作出版了《海濱故人》（1925年，商務印書館）、《曼麗》（1927年，北平文化學社）、《歸雁》（1930年，神州國光社）、《象牙戒指）（1930年，商務印書館）、《雲鷗情書集）（與李唯建合著；1931年，神州國光社）、《靈海潮汐》（1931年，開明書店）、《廬隱短篇小說選》（1932年，女子書局）、《玫瑰的刺》（1933年，中華書局）、《女人的心》（1933年，上海四社出版部）、《廬隱自傳》（1934年，上海第一齣版社）、《東京小品》（193年，北新書局）、《火焰》（1936，北新書局）等十二種中、短篇小說集和長篇小說，及《婦女的平民教育》（1928，上海商務印書館）和遺譯《格列佛遊記》（1935年，上海中華書局），另有選集《雨夜》、《廬隱短篇小說選》（姚明達編，1935年）、《廬隱選集》（徐沉泗、葉忘憂編，1936年，中央書店）、《廬隱創作選》（少候編，1936年）、《廬隱佳作選》（巴雷編，1941年，上海新象書店）等數種。
“廬隱作品的風格是流利自然。她只是老老實實寫下來，從不在形式上炫奇鬥巧。”（茅盾《廬隱論》）總觀廬隱的全部作品，這種評語恰切、中肯。從《海濱故人》開始，她在許多小說裡，都採用日記和書信的形式，這樣寫來，在語言上顯得靈活、自然，但在結構上往往出現散漫的毛病，用茅盾的話說，就是“控制不得其法”。後期的作品，有了長足的進步，老練多了。除小說之外，她的散文也寫得清麗可愛。她雖以小說出名，但茅盾說，“她的幾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憶》和《雷峰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說更好。”她還在同一篇《廬隱論》中評論說：“在小品文中，廬隱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給我們看。比我們在她的小說中看她更覺明白。她不掩飾自己的矛盾。”她這種既天真又嚴肅的態度貫穿在所有的作品之中。
王禮錫說：
“生命是我自己的，我憑我的高興去處置她，誰管得著！”廬 隱是這樣很倔強的在這不慣的社會生存著，廬隱對這社會是不 慣，社會對廬隱尤其不慣，廬隱對社會的不慣，是有她的“誰管得 著”的辦法去管理，而社會對廬隱卻是冷嘲熱諷、明槍暗箭作四 面環攻。這“不慣”不僅是廬隱個人的問題，是新的與舊的社會的 矛盾的表現，加上廬隱的強烈的個性，這矛盾就表現得特別的明 顯。所以這不僅是“不慣”而是不相容，不慣慢慢的就會慣了，至 於不相容，那便得爭鬥。廬隱的“誰管得著”的態度，是不理的態 度，怕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不理”是違背了舊社會的秩序，這 樣的叛徒，是不能在舊社會的秩序下生存的。有了他就沒有你， 你要站得住，他就得摧毀。（《雲歐情書集》序）
這一段話是從社會的矛盾中來認識廬隱的。她的作品和思想，正是這個大時代的產物，表現了一個時代的群象，反映了一定的歷史，又誠如唐tao所說：“'五四'的主要精神是反封建。所有反抗舊禮教，反抗買賣式的婚姻，爭取戀愛自由等等，在廬隱的作品裡有著鮮明的反映。”（《晦庵書話·女作家黃廬隱》）這就是廬隱及其作品的價值。
廬隱，像一顆燦爛的明星，亮在舊中國的黑夜，光輝是不滅的，她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的地位是永存的。她說過：“沉默比什麼都偉大！”她已經沉默了四十多年，文學史家們應該讓她那顆受盡人生苦辛的心和悲苦的感情得到安慰，給這位敢愛敢恨的女作家以公正的歷史評價！
1980年12月5日脫稿
1995年2月5日修訂
蘇雪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