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故事，作家透過深受禮教束縛的青年王子——鳩那羅和其父王、王后的種種糾葛，表明愛情力量的偉大。蘇雪林在此之前從未寫過戲劇，為什麼突然要寫這個劇本呢？她在《我怎樣寫鳩那羅的眼睛》（1936年5月6日《大公報》）一文中說：
去年冬天，這個故事又隱隱在我心靈深處呼喚，我想還是把 它表現出來吧。不過這個故事用短篇小說體來寫，恐怕不能寫得 如何痛快，打了幾回腹稿，總覺不相宜，最後才決定採用戲劇體。 我對於戲劇雖然沒什麼研究，為了這好題目，不妨冒一次靈魂的 險。
《青鳥集》（1938年，長沙商務印書館）和《屠龍集》（1941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寫於抗戰的初期和中期。《青鳥集》收集的多是文藝批評方面的文章，其中包括劇評、文評、詩評和畫評，以及蘇雪林對其他作家和作品的評論，因第一篇文章的題目是《梅脫靈克青鳥的眼睛》，故該書取名為《青鳥集》。《屠龍集》寫於抗戰後方——四川樂山，多是作家在艱苦生活中的所見、所聞、所感。作家對戰時生活的動盪不安、物質的極度匱乏、物價的扶搖直上，以及知識分子階層精神的苦悶和煎熬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描寫；但幽默和風趣洋溢在字裡行間。作家說：“若不想出個法子騙騙自己，混過這些討厭的歲月，不死也得發瘋。”書名取為《屠龍集》，是作家“預先替那猖狂的毒龍畫出了悲慘的結局，……希望明年就是我們偉大的'屠龍年'”（《屠龍集·自序》）。
《蟬蛻集》（1945年，重慶商務印書館）由幾個短篇歷史小說合集而成，其中多數故事取材於作家的《南明忠烈傳》，成書於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之時，作家以歷史故事，借古寓今，對抗戰中種種醜惡現象，進行無情鞭撻，態度鮮明，筆鋒銳利。她在《蟬蛻集·自序》中說：
歷史小說也和歷史一般，其任務不在將過去史實加以復現， 而在從過去事蹟反映現在及將來。……抗戰時期內種種可惡可 悲的現象與過去時代相類似者卻也未免太多了。本書在此等處 極力加以揭發，也無非想教讀者觸目驚心，消極的戒懼，起而為 積極的矯正與補救。
蘇雪林在自己寫作的同時還不斷關注同時代作家的創作情況，寫了《論李金髮的詩》、《論聞一多的詩》、《論朱湘的詩》、《沈從文論》、《郁達夫論》、《王魯彥與許欽文》、《多角戀愛小說家張資平》、《林琴南先生》、《周作人先生研究》、《〈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俞平伯和他幾個朋友的散文》、《關於廬隱的回憶》、《記袁昌英先生》、《其人其文凌叔華》、《胡適的詩》、《我論魯迅》、《我所認識的女詩人冰心》等，其中部分文章結集為《文壇話舊》（1969年，傳記文學出版）。從中不難看出，活躍在“五四”前後文壇上的許多作家及其作品，蘇雪林都一一進行論述。由於歷史的原因，或褒或貶，不免失之偏頗，一些過火的言辭也時而流露於筆端。
蘇雪林晚年寫了大量的個人生活及寫作回憶錄，計有《我的生活》（1967年，文星書店）、《己酉自述——從兒時到現在》（1969年4月15日《國語日報》）及《歸鴻集》（1955年8月，暢流出版社）。她的回憶筆法極其細緻入微，兒時影事，寫得真真切切、栩栩如生，令人看後，覺得蘇雪林確是一位記憶超常的人。
“教學相長”是蘇雪林幾十年教書生涯體會最深的一句話，她的許多學術性文章都是課堂教學的成果。她在繁忙的教學之餘，還將一些講稿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整理出版，如《遼金元文學》（1933年12月，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1964年再版）、《唐詩概論》（1933年，上海商務印書館）、《中國文學史》（1980年，臺中光啟出版社）。在授課之餘，從事學術研究，是蘇雪林的極大樂趣，正如她在《談寫作的樂趣》一文中說：“這一類心靈探險時沿途所拾攝的奇珍異寶，令人精神鼓舞，勇氣倍增，覺得為這個研究犧牲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這種寫作的樂趣，真是南面王不易也！”
蘇雪林的學術研究，大量的時間花在考據上，多年來她在枯燥、乏味的考據中，得到了比寫作還大的滿足。她說：“這是一種發現的滿足”。蘇雪林的第一本學術考據著作為《李義山戀愛事蹟考》（1927年，北新書局），後改名為《玉溪詩謎》。她考據李義山戀愛事蹟的初衷和過程是“我對李義山的詩，素來沒有大研究過。偶然讀到《聖女詞擬意》等篇，疑惑義山有和女道士宮嬪戀愛的事蹟，因此引起我研究他的詩集的興味。陸續考證，不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