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作中國近代文學和中國書畫藝術專題講座多次。1972年至1981年，先後五次回國，遍訪祖國的大好河山，作畫寫文，優美的散文《敦煌禮讚》（刊於《大公報在港復刊三十週年紀念集》）就是她參加了敦煌石窟後寫下的佳作。她先後發表獨幕劇，在香港《大公報》、《南洋商報》上發表介紹祖國名勝和文藝作品多篇。她也用英文寫作，所寫的一些關於祖國的文化藝術、風俗人情的作品如《漢畫石拓》、《明代木版畫》、《中國庭園》、《鄉村生活》、《敦煌千佛洞》等，在英國各報刊發表後，得到知識界的普遍好評，尤為英國現代最有名氣的女文學家維吉妮婭·伍爾芙（Virginia Woolf）和英國桂冠女詩人薩克威爾·威斯特（Vita Sackville－Wost）所讚賞。她的自傳體的英文作品《古歌集》（ANCIENT ME LODIES）是在V·W00lf指導下寫成的，被譽為是一部令人陶醉的作品。她對凌叔華說：“寫書不要專為外國人讀。要為自己所見所知道的寫。”凌叔華說：“這對文學工作者很有道理。”《古歌集》出版後極為文化界注意，英國讀書協會（BOOk Society）評它為當年最暢銷的名著，《星期日泰晤士報》文學增刊還特別撰文加以介紹。凌叔華也因此而馳名於國際文壇。
異鄉畢竟不是家鄉，異國畢竟不是祖國。只有祖國才是自己的母親。凌叔華是時時想著自己的祖國的。據云，她曾無限感慨地說：“我不願像白俄一樣在路邊賣地毯。”當然她不是“白俄”，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作家、畫家，一位愛國者，夢寐以求地盼望著祖國的統一、強大。1949年在新中國剛剛宣佈成立，當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回國遇到麻煩的時候，是凌叔華夫婦在深夜從倫敦打電話，通知他緊急情況，要他趕快離開博恩默思的海邊旅館，僅這一點，就足見凌叔華夫婦的正義感。
作為作家的凌叔華，其創作整整佔據了她的一生。她的作品除了短篇小說集《花之寺》、《女人》、《小哥兒倆》及散文集《愛山廬夢影》（1960年，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外，還有短篇小說自選集《凌叔華選集》（1960年，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和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的《凌叔華選集》（梅子編，1979年）、《凌叔華小說集》（一、二；1984年，臺北洪範書店）、《凌叔華小說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凌叔華散文選集》（1986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十二篇獨幕劇、英文著作《古歌集》（由傅光明譯成中文，又名《古韻》，1994年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及一些零篇散文。
長期以來，香港和南洋書市流傳著署名“凌叔華”的長篇小說《夢裡心聲》和短篇小說集《柳惠英》，在一些工具書和評論家的文章裡（包括我們編的《中國文學家辭典》徵求意見稿在內），也都把這兩本書列在她的名下。1981年5月16日，凌叔華在北京寫給我的信中宣告說：“《夢裡心聲》及《柳惠英》二書，均非我的作品。約十年前，我在《南洋商報》宣告過一次：非我所作。（當時南洋大學學生寄我一冊，問是否拙作）此二書的內容不詳，故我不負責任。不料十年之後，二書仍在香港、南洋發售。我也管不得許多，因香港等未加入國際出版法機構，故可以橫行無忌，作家也只好忍氣吞聲吧！（這真是”無本生利的生意“，令人敢怒而不敢言！萬一內容卑鄙無聊，也只好忍受，版稅一文不給還是小事。）實在是哭笑不得，你看有何辦法！”後來有幸在北京華僑飯店一晤，她又特別強調那兩本書不是她的作品。
從1960年起，她前後多次回到北京，時時念及祖國的進步和海峽兩岸的統一。1970年3月29日，陳源因中風搶救無效而舍世，倫敦《泰晤報》認為，他的逝世使英國“喪失了一種與現代中國歷史最重要的一段時期僅存的聯絡”。臺灣為他開了隆重的追悼會，但凌叔華還是讓他“落葉歸根”，將骨灰安葬在江蘇無錫老家，可以滿足他用全部的愛永遠擁抱自己赤誠熱愛的國家。
之後，凌叔華寂寞地躑躅在異國的夕陽之下。她彈古箏，作國畫，侍弄與之為伴的蘭花、臘梅、文竹和水仙，她時不時地飛回北京觀光、訪友。1984年秋，她在倫敦進對蕭乾說：“我生在北京，儘管到西方已三十幾年，我的心還留在中國。”1986年，她染上了重症傷寒，又跌壞了腰骨，加之乳腺癌的糾纏，使她痛苦不堪。1989年末，她坐著輪椅，由女婿——英國漢學家秦乃瑞陪同，飛回北京，住進景山醫院。1990年3月25日，她躺在病床上，在鮮花、笑臉、壽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