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一、之二）等十多篇小說。
在她前期的短篇小說中，主要描寫不幸的婦女形象。有窮學生、小教員、作家、鄉下姑娘、熱戀中的少女以及任人踐踏的娼妓。她們有的已被時代喚醒，有的衝出了家庭，有的正在掙扎追求，但黑暗的社會使這群女性找不到出路，最終成了生活、命運、感情的俘虜。她們仍然是一群在黑暗中追求光明，又不知光明是什麼樣子的女性。丁玲透過她們的生活遭遇突出了大革命失敗後人們的精神苦悶和病態心理。作品多為悽楚、痛苦和憤懣掙扎交揉在一起的感情。其中有些帶有虛無主義的色彩，但同時潛伏著不滿現實、追求光明的力量。
胡也頻、丁玲身處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漩渦中，“革命文學”的論爭也不斷影響著他們。到了1930年，上海又出現了新的革命高潮，左翼作家聯盟成立。胡也頻、丁玲積極加入這一陣營，並投身革命實踐。形勢要求他們創作更深刻更有意義的作品，胡也頻於1920年寫下《到莫斯科去》，這年又創作《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完成了他由小資產階級作家向無產階級作家轉變的過程。丁玲這時也逐漸意識到生活天地的狹窄以及立場感情上的限制給她創作帶來的侷限性——“染上一層感傷”，“看不到應有的出路”，“有著很壞的傾向”。（丁玲：《我的創作生活》）她積極參加革命實踐，在時代潮流的衝擊和革命思想的啟迪下，她的小說有了新的起色、新的突破。從對舊勢力不滿、憤懣到走向革命的新一步，代表作應當是《韋護》和《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之二）。
《韋護》是以瞿秋白和王劍虹為模特兒。描寫一個從蘇聯留學歸來的革命青年韋護，愛上了少女麗嘉，熱戀中兩人都感到不快，麗嘉因為愛人忙於工作，沒時間對她溫存，而韋護則由於戀愛妨礙了自己的革命活動。矛盾中，韋護忍受痛苦，割愛出走，麗嘉也在痛苦中決心振作起來，投身革命。男主角是丁玲創作中所塑造的第一個革命者的形象，女主角則是從追求個人幸福中逐漸醒悟過來的新女性。新人。新事、光明，從感人的故事中透過來。丁玲說：我“曾以他（指瞿秋白）為模特兒寫過一篇戀愛與革命的中篇小說。雖然我並不滿意，我沒把主人公的革命的一面表現充分，那是我當時不易做到的。”（丁玲：《我對（多餘的話）的理解）（光明日報》，1980年3月21日）對革命者的形象寫得比較模糊，對革命實際描述得不夠具體真實，確是這部作品的侷限，但是丁玲探索尋求出路，對革命熱切地嚮往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之二）寫於這一年的夏秋，以上海群眾運動為題材，描寫的同樣是革命與戀愛的故事。前篇女主人公美琳，天真善良，有理想，不滿現實，她與作家子彬愛慕並同居，子彬卻是個不求進步、關門寫作、嘲笑攻擊普羅文學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革命潮流衝來時，美琳覺醒了，她不滿足悠閒、高雅的安樂窩，經過痛苦的思想鬥爭，終於拋棄了新式太太的生活，投入工人運動。後一篇的女主人公與美琳恰恰相反，她的名字叫瑪麗，是個自私的愛情至上主義者。她不顧一切地追求個性解放和戀愛自由，與革命青年望微結合。兩人之結合，也是真正互相瞭解的開始，根本道路的不同使他們之間發生嚴重分歧，終於互相拋棄。
三部小說都是以革命的或不革命的知識分子為典型，描寫他們在大潮流的沖刷下，政治態度、思想感情的變化與對立。丁玲熱情地塑造了早期共產黨人的形象韋護和望微，儘管他們身上仍然帶有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情調和氣質，這也是真實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但表現出他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和對革命的忠誠，這是十分可貴的。
丁玲、胡也頻夫婦在創作上很有成就，名聲一天天大起來，但生活始終清貧如洗。他們辦刊物欠下不少債，為此不得不變賣傢俱、典當衣物，改換低一等的住房。1930年春天，胡也頻為了還債，曾一度去濟南省立高中教書。在那裡他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唯物史觀，宣傳普羅文學，一個多月以後丁玲也趕來。可是不久，山東省當局通緝胡也頻，他們又被迫於五月離開山東繞道青島回上海。
“飛蛾撲火，非死不止”
黃浦江穿過歷史的峽谷，無聲地流著。它在白色恐怖中，從黑夜走向黎明。回到上海後的沸騰生活是令人難忘的。丁玲後來回憶道：“我們都參加了左聯，也頻並且在由王學文與馮雪峰負責的另一個暑期補習學校教書。他被選為左聯的執行委員，擔任工農兵文學委員會主席。他很少在家。我感到他變了，他前進了，而且是飛躍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