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贊成他的，我也在前進，卻是在爬。……這一時期我們生活過得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艱苦都嚴肅……十月革命節的那天，我進了醫院。八號那天，雷雨很大，九、十點鐘的時候，也頻到醫院來看我，我看見他兩個眼睛紅腫，知道他一夜沒有睡，但他很興奮地告訴我：'《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已經完成了'。他說'光明不是在我們的前面嗎？'中午我生下了一個男孩。他哭了，他很難得哭的。他是為同情我而哭呢，還是為幸福而哭呢？我沒有問他。總之，他很激動的哭了。可是沒有時間陪我們，他又開會去了。晚上他沒有告訴我什麼，第二天他才告訴我，他在左聯的全體會上，被選為出席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並且他在請求入黨。這時我也哭了，我看見他在許多年的黑暗中掙扎、摸索，找不到一條人生的路，現在找著了，他是那樣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們前面，光明已經在我們腳下，光明來到了。”（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
胡也頻的政治活動日益頻繁，黨組會有時就在他們家裡召開。也頻交了許多工人朋友，丁玲記得一個工人來過他們家，像熟人一樣，他教她唱《國際歌》。丁玲感到從未有過的新鮮。
此時，這兩個年輕的革命作家，在黑暗中經過一段大膽的探索之後，思想前進了，感情昇華了，他們徹底擺脫掉痛苦仿煌的重圍，看到人生的曙光，信仰化為明麗的朝霞，照耀著前進的路。
胡也頻要去江西蘇區的日子一天天臨近了。他們本打算把嬰兒送回湖南，一同前行，但時間來不及，決定也頻一人先走。
1931年1月17日，早晨，胡也頻告訴丁玲，他要去開左聯執委會。他穿著暖和的長袍，興高采烈地走了。中午，他沒有回來，天黑後，外面颳起風來，他還沒有回來。一天，兩天過去……丁玲十分清楚眼前發生的一切。她內心痛苦地呼喊著：“我要救他，一定要把他救出來，我實在不能沒有他，我的孩子也不能沒有爸爸。”
她四處奔波，組織、同志、朋友也在多方營救，但毫無結果。
這一天，2月了日，在龍華牢獄。白天，胡也頻給妻子寫好了一封信，告訴“年輕的媽媽”，他在牢獄裡的生活情況，並表示不會讓青春在獄中白白度過，他要寫出更好的作品來。他希望丁玲把孩子送回湖南，堅持寫作，要她不要脫離左聯，鼓起勇氣，擔當一時的困難……署名是“年輕的爸爸”。可是到了夜晚，胡也頻沒有料到，被捕的人們都沒有料到，事情來得這麼快，黑幕把他們二十三顆充滿希望，充滿理想的生命裹走了。
2月7日——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優秀的左聯革命作家胡也頻、李偉森、柔石、馮鏗、殷夫及其他革命者共二十三人，飲彈倒在龍華的荒野上……
不幸的訊息傳來，丁玲不能自已地痛哭，瘋狂地痛哭起來。她“想到他的勇猛，他的堅強，他的熱情，他的忘我，他是充滿了力量的人呵！他找了一生，衝撞了一生，他受過多少艱難，好容易他找到了真理，他成了一個共產黨員，他走上了光明大道。可是從暗處伸來了壓迫，他們不准他走下去，他們不准他活……”悲痛之中，丁玲漸漸意識到，要挺起腰桿，要堅強地生活下去。她說：“悲痛有什麼用！我要復仇！……問題橫豎是一樣的。他的一生就這樣結束了，他用他的筆，他的血，替我們鋪下到光明去的路，我們將沿著他的血跡前進。”（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
在危難時刻，丁玲的意志沒有被瓦解，而是變得更加倔強堅定。她把剛滿三個月的嬰兒送回湖南老家，又奮不顧身地投入更殘酷的鬥爭。
她曾找過黨中央領導張聞天，要求到蘇區去，但組織上考慮，丁玲負責左翼機關刊物《北斗》的工作更合適。此時的上海，白色恐怖日益嚴重，進步刊物屢遭查禁，左聯書店被封閉，丁玲毅然挑起了創辦《北斗》的重擔。
丁玲的工作受到魯迅、瞿秋白等人的支援，魯迅借回答《北斗》雜誌的詢問，發表了《答（北斗）雜誌社問》，併為《北斗》翻譯和撰寫過許多文章。瞿秋白寫雜文是從給《北斗》寫稿開始，井以此為陣地，發表了大量論文與翻譯作品。馮雪峰、阿英、周揚、夏衍以及謝冰心、陳衡哲、凌叔華、沈從文等著名作家，都在《北斗》上發表作品。著名詩人艾青的第一首詩也是在《北斗》上發表的。《北斗》還積極參加文藝大眾化的討論，經常召開讀者座談會，與他們保持密切聯絡，從中發現培養了不少文學新入和工農作者。
鬥爭把丁玲錘鍊得更堅強、成熟。她不僅寫文章，辦刊物，還參加廣泛的社會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