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自立的路。她把女兒的名字蔣冰之改成蔣偉，稱其子名為“大”；母女同人常德女子師範求學。
“那時我隨著守寡的母親在這裡肄業。三十歲的母親在師範班，六歲的我在幼稚班。這事現在看來很平常，但那時卻轟動了縣城。開學那天，學生們打扮得花枝招展……我母親穿得很素淨，一件出了風的寶藍色的薄羊皮襖和黑色百褶綢裙。她落落大方的姿態，很使我感到驕傲呢……有些親戚族人就在背後嘰嘰喳喳，哪裡見過，一個名門的年輕寡婦這樣拋頭露面！但我母親不理這些，在家裡燈下攻讀，在校裡廣結女友。”（丁玲：《向警予同志留給我的影響》，刊《收穫》1980年1期）丁玲的母親掙扎著，從封建思想、封建勢力的重圍中闖出來，走的是一條嶄新的路，不但給女兒做出了榜樣，而且使丁玲免受大家庭的薰染。
剛毅、自強的母親對女兒從不嬌寵溺愛。她十分重視對孩子的教育，親自教女兒讀《古文觀止》、《論語》、《孟子》。在母親的影響下，丁玲很小就能背誦唐詩。
寡母孤兒的處境極其艱辛。在家規森嚴的舅父家，丁玲常與奶媽、丫頭和長工在一起。寄人籬下的生活地位，來自舅父舅母的壓迫，使幼小的丁玲多了一層感傷，培育了自尊、自重的性格。
在學校，母親與後來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結為至交，她們在一起發誓：“振奮女子志氣，勵志讀書，男女平等，圖強獲勝，以達到教育救國的目的。”丁玲稱向警予作九姨。1911年辛亥革命的槍聲傳來的時候，母親、九姨、丁玲一同經受了風暴中的緊張、擔心、興奮和喜悅。母親還和女兒一起為一個在起義中犧牲的親戚舉哀。
一年後，母親和向警予來到長沙湖南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讀書，丁玲也跟去上了學。因沒錢繼續求學，只念了一年，母親便在桃源縣當了小學教員，丁玲一個人留在長沙。這個年齡最小的寄宿生，聰明、伶俐又好學，經常考頭名。只有寒暑假才能和家人團聚。九姨常去看她，帶兩塊糕。一包花生，更好的是帶一兩個故事來溫暖她寂寞的童心。
1916年前後，母親擔任了常德女子小學的學監，又創辦儉德女子小學，還為貧苦的女孩開辦“工讀互助團”，學生不交學費學文化學手藝，還得點工資補助家庭。丁玲也從桃源回到常德，小姑娘長高、長大了。不再依附在媽媽的身邊聽詩聽故事。她喜歡一個人坐在後園或躲進舅舅的書房閱讀草本小說和林琴南翻譯的外國小說，連《小說月報》和《小說大觀》也能看。每到寒暑假，九姨來常德小住，帶來不少新聞、新事、新道理，以後她去法國勤工儉學，仍然常常來信，介紹外面世界的新思潮，為丁玲開啟了天窗。
1918年春天，丁玲多病的弟弟死去，母親只剩下相依為命的女兒。但為支援孩子向上向前，這年暑假，她還是親自送女兒赴九十里外的桃源縣，丁玲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縣第二女子師範預科。那時，丁玲的功課全面發展，經常是門門滿分，獲得年級第一名。她喜歡畫畫、唱歌、體育，特別是算術，成績最佳。
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爆發之時，丁玲這個十四五歲的少女已成了活動分子，出風頭的人物。她那雙又大又亮，靈活而清澈的眼睛，已經脫去天真的稚氣，閃耀著堅毅、追索的目光。她和大同學、好朋友王劍虹、王一知，不顧社會冷眼，剪去長辮，上街遊行、講演、辯論。丁玲還在學校的平民夜校教課，她是最小又最熱情的教師，學生們叫她“崽崽先生”。這年暑假後，丁玲轉到當時比較進步的長沙周南女子中學，受到國文教員、新民學會會員陳啟民的影響。他給學生講都德的《最後一課》、秋瑾的詩、《今古奇觀》、《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在陳老師的啟發下，丁玲閱讀了《新青年》、胡適的《嘗試集》和郭沫若的《女神》等進步書刊。陳先生髮現丁玲寫作的才能，著意培養她，鼓勵她多寫多看。丁玲第一學期就寫了三本作文、五薄本日記，有兩首白話詩還在當時長沙的報紙上發表出來。這時丁玲對功課有了偏愛，對文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可是不久，周南女子中學把學生們愛戴的陳啟民等先生解聘了，丁玲憤然離開此校，轉到長沙岳雲中學，成為該校最早的女學生之一。
“大約是1921年吧，上海出現了一個平民女學，以半工半讀為號召。那時候，正當'五四'運動把青年們從封建思想的麻醉中喚醒了來，'父與子'的鬥爭在全中國各處的古老家庭裡爆發，一切反抗的青年女子從'大家庭'裡跑出來，拋棄了深閨小姐的生活，到'新思想發源地'的大都市內找求她們的理想的生活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