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平民女學的學生大部分都是這樣叛逆的青年女性。我們的作家丁玲女士就是那平民女學的學生。”這是茅盾在1933年寫的《女作家丁玲》開頭的一段話。1922年春節，丁玲應王劍虹之約準備去、陳獨秀、李達等創辦的上海平民女學學習，舅舅出面粗暴干涉，他要求丁玲再過半年畢業後與表哥結婚。母親卻支援女兒，她認為孩子求知識，找出路，要學最切實用的學問，是正確的。家庭內鬧了一場糾紛，丁玲終於擺脫了包辦婚約和其他糾纏，放棄即將拿到手的畢業文憑，於1922年春天來到上海。她把名字改為冰之，廢姓以蔑視傳統意識。後來平民女學遇到困難，不能按早期共產黨人的理想辦學，丁玲也感到失望，半年後便離開了學校，和王劍虹到南京。她們住在一起，勤奮自學。第二年，從蘇聯回國不久的瞿秋白闖進了她們的小天地，和王劍虹戀愛，是她們宿舍的常客。大家談文學，談社會，談人生。共產黨人瞿秋白給不滿二十歲的丁玲留下深刻印象。
1923年夏天，丁玲和王劍虹又回到上海，進入共產黨主辦的上海大學，在文學系旁聽，鄧中夏任學校總務長，瞿秋白任社會科學系主任，陳望道任教務長，茅盾教小說研究。這所學校在1925年的五卅運動中起了積極作用，而且培養過不少革命人才。
丁玲在一群革命知識分子中受著感染和影響。其中向警予仍然是她崇尚敬佩的楷模。她常常幫助丁玲，指引她前進。
1924年上半年瞿秋白與王劍虹結婚後，丁玲與他們同住在上海慕爾鳴路，瞿秋白在思想與文學上都影響過她。丁玲一直欽佩他的才華，尊重他對革命的貢獻。
她儘管進入了革命知識分子的圈子中，但早期共產黨人的先進思想還沒有吸引住這位不到上二十歲的少女，看不慣個別共產黨員知識分子的浮誇言行，還不願意加入共產黨。她對社會、對人生充滿著矛盾和苦痛，特別是兩年多不曾離開的摯友王劍虹不幸得肺病死去了，這使她更加孤獨和寂寞。她那時渴望著飛向自由天地，但沒有探索到一條真正的出路。“後來經過了許多波折碰了一些壁，一個青年人，有著一些糊塗的夢想，像瞎子摸魚似的，找出路，卻沒有得到結果，不能說是灰心，也實在是消沉的住在北京了。”（丁玲：《我的創作生活》，《丁玲選集》永珍書店，1940年）
“莎菲女士”的誕生
1924年，北洋軍閥之爭愈演愈烈，白色恐怖像潮水一樣衝擊著剛剛醒來不久的國家，許多文化人紛紛南下，而這年夏天，丁玲卻踏上了北去的火車。來到北京，她渴望到知識青年心目中的聖地北京大學學習，聽魯迅先生講課。但願望得不到實現，只好住在西城闢才幾句一個補習學校的宿舍自學，同時在一傢俬立圖畫學校學習繪畫。她常常在窗紙上、牆上、書本上用粉墨勾畫朋友們的臉譜。缺乏經濟來源的丁玲，生活十分窘迫。
一個偶然的機會，丁玲遇見了比她更貧窮的青年詩人，首飾鋪學徒出身的胡也頻。兩顆文壇上未來的新星相識，相愛了，這是他們在人生路上的一個轉折。“由於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經歷，看得出我們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樣，但他的勇猛、熱烈、執拗、樂觀和窮困都驚異了我，雖說我還覺得他有些簡單，有些矇昧，有些稚嫩，但卻是少有的'心'，有著最完美的品質的人。他還是一塊毫未經過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燒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麼地方去了。因此我們一下也就有了很深的友誼。”（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跨到新的時代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
他們住在北京漢花園一所與北大紅樓隔河、並排、又極不相稱的小樓上，過著極度貧困的生活。像許多窮學生一樣，他們讀《晨報》副刊，《京報》副刊，討論歌德、海涅、托爾斯泰、莎士比亞、魯迅……丁玲對《茶花女》、《包法利夫人》等名著十分欣賞。儘管大革命運動在南方正如火如某地展開，但丁玲這時的思想還是非常混亂的，“有著極端反叛的情緒，盲目地傾向於社會革命。但因為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又疏遠了革命隊伍，走入孤獨的憤懣、掙扎和痛苦。”（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直到1927年“四·一二”事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被埋葬在血雨腥風之中，丁玲被打醒了。“我每天聽到一些熟人的訊息，許多我敬重的人犧牲了，也有朋友正在艱苦中堅持，也有朋友動搖了，我這時極想到南方去，可是遲了，我找不到什麼人了。不容易找人了。我恨北京！我恨死了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詩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講話，或者只像一個熱情詩人的愛人或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