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疼得鑽心；眼科醫生一再警告她，如不增加營養，就有得白內障和青光眼的可能。為了維持學習生活。她除了寫文章得點菲薄的稿費外，便是實行勤工儉學：為別人抄寫稿件、教家館、到中學代課，賺幾張日偽“聯合準備銀價”的鈔票，可以買一點魚肝油、菠菜和水蘿蔔。
柳溪的大學時代，正值日偽統治時期。當學校裡開始政治性逮捕時，正是她暗自嚮往革命，而不想當一個書呆式的亡國奴的時候。當時的女大學生大體上有四種人：一，死讀書的，夢想當留學博士，當女狀元；二，迷戀於愛情生活，整日梳裝打扮，想當校花，做名人、達官、闊佬、富商的太太；三，抱著救國的凌雲壯志，但不知何處是中華民族的抗日堡壘，一心想透過封鎖，奔向霧都重慶；四，不相信“曲線救國”，堅信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游擊隊。而柳溪屬於後者。她曾勸阻、挽留過那些主張奔向重慶的同學，也曾偷偷地為之送行。那時她想：“無論是奔向延安、敵後，還是重慶，總比在淪陷區當順民和亡國奴好！”雖然柳溪知道不少八路軍的英雄業績，嚮往其卓絕的戰鬥生活，但苦於沒有地下關係。柳溪說：“我彷彿在無邊的黑夜踽踽獨行，腳步不知邁向何處，睜大兩隻眼睛，尋找著指路明星……”
柳溪從對個人命運的反抗，進而發展到政治反抗。在這種情緒的驅使下，有一次藉口學校伙食太壞，饅頭不熟，她帶頭砸了飯廳。她把半生不熟的饅頭擲向天花板，於是天花板像巖洞裡的鐘乳石那樣粘滿了小饅頭。她還痛快淋漓地摔碎了八十多個盤子。她快樂地高聲喊著嚷著，這時整個飯廳在一片擂桌砸碗的喧鬧聲中憤怒地沸騰起來。但第二天，她被叫到教務長面前，指控帶頭鬧事。當然，不管怎樣威近利誘，她沒有驚慌失措，也決不會承認。柳溪笑著說：“我拿出了過去當野孩子的潑辣派頭，我當然沒必要向他們誠懇坦白。”
禍根是在食堂風潮中種下的。日本憲兵已經“瞄準”了柳溪。在轟動一時的因“金麻子”槍殺日軍中將進行空前大逮捕之後，一位歷史老師十分關切地告訴她，不久要逮捕的一批黑名單中有她，要她馬上躲一躲，以免受敵人監獄裡慘無人道的皮肉之苦。在白色恐怖之中，柳溪中斷了三年級的學習，神秘地告別母校，迅速離開北平，無可奈何地回到保定家中。那時她繼母已經去世，六十歲的父親娶了一個只比柳溪大六歲的年輕女子作為第四續室。不久，家庭便爆發不和，災難接踵而至。那個家庭她無法久留，返回北平後，在一家報社謀了一個學習編輯的位置——整天在空無一人的大辦公室裡校對令人頭疼的稿樣。不過，走上社會之後，總算第一次有了勉強餬口的棲身之所。
透過保定老同學，在1943年冬天，柳溪參加了革命工作，成為中國共產黨北平委員會黨的外圍組織的一個成員。柳溪說：“我簡直無法描摹我當時是何等的高興。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得第一次見到我的地下領導者的情景，他那樸實的農民形象、河北束鹿的家鄉口音，永遠留在我的腦際……我覺得我尋找了那麼久的革命道路，在我一籌莫展的時候忽然閃現出來了。這真是一件奇蹟！有時，我甚至唯心地認為，似乎於冥冥中真有個命運主宰，他使我命中註定要走向這條渴求已久的道路。”
柳溪的大膽與富於冒險的性格，似乎是天生的。她是在遠沒有認識革命的最高意義之前，便產生了對地下工作者的興趣與神秘感的。她常常深夜閉戶發奮閱讀解放區的各種檔案，《論聯合政府》、《論解放區戰場》、《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就是她在淪陷區最恐怖的環境裡最愛讀的理論書籍。這時候，她除了發展同情革命的物件、宣傳解放區、抄傳單，給八路軍買藥品、槍支彈藥之外，又開始了她的文字寫作生涯。這時期，她先後寫了幾十篇配合抗日、揭露社會黑暗、喚醒民眾的短篇小說，如《沼地》等。這些作品雖然幼稚，但卻是她創作生涯裡最初的腳印。
在日偽統治下的北平，為了掩護和便於蒐集有關日軍“掃蕩”和下鄉搶糧的情報，柳溪還深入到敵偽大漢奸、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蔭泰兼職的華北食糧公社當了一名職員和家庭教師。王蔭泰曾是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部次長，德國老婆，六個女兒中有三個跟柳溪學習中文——每星期有三個晚上教她們中國古詩。當然，柳溪並不是真要教她們中國詩文，而是躲在書房偷聽王蔭泰在會客室裡與各種人物的私房話。這個危險的工作，一直堅持到日本投降。
“八·一五”之前，中國正處在黎明前的黑暗時刻。當時柳溪受組織的委派，組編出版雜誌《罡風》，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