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或暗地宣傳共產黨的政策。但是雜誌只出了兩三期，就因她的一位在北京大學作地下工作的堂兄暴露了身分，使她不得不化裝撤離北平，於是《罡風》停刊。在她經過平西地區的北平委員會安排，奔赴冀中解放區途中，歷經千辛萬苦，其險情是她終生難忘的，這段經歷，在她的長篇小說《功與罪》與中篇小說中有著真實的描繪。
五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
柳溪從黑夜裡走出，來到光明、自由的冀中解放區。她不知道應該如何表達自己愉快的心情，大概只有在遼闊的華北平原的懷抱裡放聲歌唱，才能表達於萬一。於是她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她朗誦高爾基的《海燕之歌》。她覺得她就像一隻出了樊籠，（羽中）向天空翱翔的鳥兒那麼自由、自在，革命再苦也是一種享受！
柳溪到達解放區後，先在《冀中導報》工作，認識了當時正在該報編輯《平原》副刊和《平原雜誌》的作家孫犁。孫犁回憶說：“……傳說從北京來了一位女學生，很洋氣。又不久，區黨委覺得我一個人辦刊物太煩勞，要把這位女大學生分配到這裡來……一天上午，女學生姍姍而來，坐在了我的門板上，這就是柳溪。我和她作了簡短的談話……”這是孫犁未見到她之前和最初見到她的印象。其後，她擔任過冀中軍區司令部秘書、中學教員等。1947年土地改革時，她熱情地投入了這一工作，並深深愛上了農村。她回憶說：“那時我有幸和康克清大姐同在饒陽縣北官莊搞土改，這位革命老大姐對我非常熱情，經常給我捉頭上的蝨子，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也是這個時候，孫犁對她還有一段回憶：“有一年的初冬，我正在饒陽、博野之間的田野裡雲遊，忽見一個農村少婦，兩手把一個肥胖的嬰兒託在胸前，在荒野小道上，大踏步迎面而來，走到跟前，我才認出是柳溪。她已經結婚生子，並且完全農民化了……那一天的明麗的陽光，帶有霜雪的田野，沉睡的嬰兒和風吹日曬的母親，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完全農民化”，就是當時的柳溪！哪裡需要，就到哪裡去——這是她的思想，也是她的行動。上改後，為了能描寫農村，她志願留在艱苦的農村，當了饒陽縣第八區公所教育助理員，直到平津戰役結束。這期間，她曾晝夜不停地做了大量的戰勤工作，寫過一些關於戰爭的報道，在《冀中導報》上發表後，被新華社轉載，並加了按語，還作為通訊員學習寫作通訊報道的參考材料。
從北平，到解放區，四年間，她火熱的鬥爭生活中已經有了一定的生活積蓄，於是便又開始短篇小說創作。1949年初，她的第一篇小說《找物件》就發表在剛在北京出版的《人民日報》星期文藝版《人民文藝》上，並以冀中農村特有的生活氣息，清新的文筆，顯示了作為作家捕捉生活的敏感及其才華。
不久，她被調進保定，先當教師，後到河北省文聯做文藝工作，同詩人遠千里、王思奇一起，主編了《河北文藝》、《工人俱樂部》、《寫作學習》三個刊物，還為《河北日報》代編文藝副刊《花間》。在他們周圍湧現瞭如劉紹棠、谷峪、房樹民等有為的文學青年，後來多是中國文壇有影響的作家。柳溪很留戀那段往昔歲月，曾寫了散文《古城的思》發表在《蓮池》文學雜誌上。柳溪說：“那時進城不久，文藝界尚未搞什麼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人的關係是融洽、和諧的，真誠的，沒有。點句心鬥角、爾虞我詐，同志之間是多麼親如手足、親密無間啊！”。
是的，那是一個令人懷念的歲月！雖然共和國尚是個剛出世的嬰兒，它的公民們有的是天真和純潔，堅信將來物質會豐富，社會會進步。這時期，柳溪於繁忙的工作之餘，也從事小說創作。但她的進步與成長，與老作家的關懷、雜誌編輯的支援分不開，這一點，她是十分清醒的。1950年，她把在保定機務段體驗生活的感受寫成小說《喜事》，寄給《人民文學》。那時茅盾任主編，秦兆陽在給柳溪的信中說，“茅盾同志看後，反應絕佳。”柳溪說：“一個文學青年受到文學大師和先輩們的如此讚揚，該是多麼巨大的鼓舞！它會產生多麼巨大的動力啊！這就成了我其後向文學之途奮蹄前進的鞭策。”她寫的小說《劉寡歸結婚》和谷峪的《新事新辦》，同時獲得河北省文聯頒發的文學獎金小說甲等獎，大眾書店為她出版了第一個短篇小說集《挑物件》。這是在文學園地裡辛勤耕耘的第一個可喜的收穫，也是她在文學的“長征”中邁出的第一步。
1952年秋，當北京香山的紅葉染上朝霞的時候，柳溪作為編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