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中央電影劇本創作所。關於那時期她的精神面貌，老作家駱賓基有一段回憶：“在看專供編導人員看的'參考片'時，在一片寂靜中（除了影片的畫外音之外），從前排幾名觀眾之間，有人發出情不自禁的笑聲，笑得好響亮，銀鈴般悅耳！我很吃驚……我猜測著，她定是個少女，才能這般忘情！但又覺得不對；一個少女原非編導人員。怎麼竟然這樣旁若無人地縱聲而笑？這種笑聲說明本人一定是個處境優越、見過豪華世面、而在感情上從來未受過挫傷的人物，但這又似乎非一般少女所能具有的精神色澤。最後……在散場時，……只見前排……確有一名身穿藍布長衫、外罩一件灰色西式外套的年輕婦女。從這不似修飾卻淡雅而樸素的衣著上，也說明她確非一般，很脫俗。”問過朋友之後，方知她是感情遭受過封建家庭的屠戮，並經歷過革命艱辛已是兩個孩子母親的柳溪。
在劇本創作所，她寫過好幾個電影劇本，但都被“槍斃”了，只有由她執筆，同顏一煙、楊沫合作的短片《陳秀華》（由國際著名尋演伊文思總導演的《五支歌》的中國部分）拍成了電影。
1956年，她的創作正處在旺盛階段，由於同情《文藝報》的逆境，為其主編們打抱不平，因而在肅反運動中莫明其妙地受到審查，被牽連到一個莫須有的“反黨集團”中去。她被隔離在一間小屋，每天寫“交待材料”，失掉了行動自由，門外有流動哨監視看管，有時被押到批鬥大會看特務從寬從嚴的樣板。她寫完個人的歷史之後，實在沒什麼可寫了，就插上門，偷著寫起小說來。原稿約有三萬字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就是被看管期間，以“地下作戰”的特殊方式日夜奮戰，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完成的。柳溪說：“每當回憶起這段生活，我就心中暗自讚揚自己還是有點'小聰明'，居然能把黨領導我走進革命大門時教給我在敵佔區做地下工作時的技能，運用於我們自己的政權之時，這隻能怪歷史在開玩笑。”這個“玩笑”是辛酸的，痛苦的！
稿子寫成後，正趕上肅反糾偏，柳溪被宣佈恢復人身自由，但尚無結論。她想，如果用真名寄出、發表，一旦被發現，在運動尚未結束的情況下，其後果將是嚴重的。苦思冥想了好久之後，決定化名寄出。柳溪說：“由於我欽佩全國勞動模範耿長鎖的為人品質，又加上我正在精讀夏綠蒂的世界名著《簡·愛》，我便給自己起了一個筆名'耿簡'。”按照當時的稿約規定，稿末必須寫上真實姓名。她想來想去，無人可寫，只好寫上孃家嫂子安毓賢的名字。稿子寄出後，只有幾天，《人民文學》編輯部的小說組組長塗光群便找上門來，以為又出了一位文學“新人”。柳溪對編輯部閱稿後反應如此神速，感動得熱淚盈眶。當時她的思想裡充滿了顧慮和矛盾，各種“雜念”像火車一樣奔來馳去。《人民文學》敢於替作者承擔風險，當年五月號，《爬在旗杆上的人》終於以黑體標題，赫然發表在刊物欄目的頭條上。柳溪說：“我拿到這本刊物，猶如託著一件怕摔的寶物，這時我滿眼熱淚，在心裡默唸著：《人民文學》不僅是我的文學搖籃，而且在我命運困厄時，還我的救星。”這篇反映農業戰線上“瞎指揮”作風的優秀小說，編輯為它做了獨具匠心的刪節。柳溪至今不忘，感激在心：“我那篇東西，原來的標題是《在先進地區》，但編輯部把我這平淡無奇的題目改為《爬在旗杆上的人》，並把我七千字的羅嗦的'光明尾巴'刪掉，由於簡潔而使我的文章增添了多少光輝啊！”
這些肺腑之言表現了柳溪令人敬佩的真誠。現在，雖然她已是影響廣泛的大作家了，但她時時銘記在心的，是那默默地在為他人做嫁衣的不為人知的編輯們。她沒有把作品的成功都記在自己的名下，沒有讓才華掩藏其瑕疵。這是一個作家的高尚品質和良心。事實上，在我看來，世界上沒有一個天生的作家，再偉大的作家，除了本人的條件和勤奮之外，在其作品出版、傳世的過程中，都無一例外地浸透了編輯人的心血。
政治上的屈辱，終於拆散了她的家庭。這個無法彌補的後果，使她大病了一場。
1957年，在“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柳溪卻有幸出版了第二個短篇小說集《爬在旗杆上的人》（中國青年出版社），內收《喜事》、《“責任事故”》、《金色的衛河岸》、《趕集》、《春》、《看家》、《爬在旗杆上的人》及《煩惱的人——使人煩惱》等八篇小說。這是她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主要作品，顯示了她思想上的深度、藝術上的成熟。從歷史的觀點出發，且不說藝術價值，即使認識價值，至今仍然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爬在旗杆上的人》是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