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蘇聯為藍本的。那種“大膽懷疑，小組鬥爭”的搞法勢必造成擴大化和災難性後果。與此同時，我給不少通訊員寫了退稿信，編髮了一些小品文，用筆名撰寫了不少文章，都蒙範朗簽發，月終還表揚我工作做得好。
一個下午，五人小組找我正式談話，我換了一套嶄新的毛料中山裝，正襟危坐，從容不迫地回答他們的詢問。這天組長伍陵不在，由陳杰、苑莊、翟靜之、王文四人主持。陳杰說：“今天找你來．是核實一些問題，望你抱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以利於弄清真相。”翟靜之也一改平常咄咄逼人的氣勢，提出三個問題：1．你在政大就讀期間是否參加了反動黨團組織；2．羅夢冊組織的“自由*社會主義協會”是什麼團體，你和它有何關係？3．解放前夕你組織的“黃河社”是什麼社團？我說：“我在肅反運動中一貫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而你們總說我不老實，避重就輕。”王文說：“以你今天談的為依據。”我便對這三個問題一一進行澄清，詳細說明我進政大後就讀的短暫時期，政大並未發展反動黨團組織，我也不知情；我是羅夢冊主辦的《主流》的讀者，只讀過兩三期，並未參加該組織，也不認識羅夢冊；《黃河》是解放前東北同學擬辦的一張壁報，以迎接解放為宗旨，只開了一次籌委會，壁報還沒有出就解放了。這三個問題都不復雜，為詳細說明其背景和證明人，竟用了半天時間。
四位領導似乎心平氣和，王文態度尤為友善，陳杰最後表示：“你的問題就到此為止，你可以走了。”這次談話後，停止了小組鬥爭。
1955年國慶前一天，範朗找到魯南和我，說：“黨總支辦公室通知，明天你們寫一個肅反檔案，不要到別處走。”魯南本是一位肅反積極分子，曾找我談過話，動員我交待什麼，如今他也成了肅反物件，真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我盯了他一眼，他低頭不語。可是臨下班時，範朗又對我說：“明天你不必學那個檔案了，以後抽時間再學。”這說明我只要不出報社大門，幹什麼都行。作為一個為締造新中國而作過貢獻的青年幹部，竟被剝奪了參加國慶*的權利，和被管制的“特種戶口”差不多，這真是絕妙諷刺。
肅反期中，週末和星期天也必須集體活動。有個星期日在人民公園划船，我與藍青、肖青同劃一船，十二目相視（三人均戴眼鏡），笑容全無，如同路入。到12月初，肅反已近尾聲，王文、範朗、魯南、楊廷楷和我五人同遊昭覺寺，品茗閒聊，還比較輕鬆，漫步間，王文提議聯句，他看到寺內一棵根深葉茂的大樹，說：“一棵大樹衝上天”，我見周圍有三個高煙囪，只有兩個冒著濃煙，便接著說：“三個煙囪兩冒煙”，魯南接著朗聲說：“四周盡是國有地”。上了公交車，聯句戛然而止。到大陸春餐館坐定後，王文要了酒菜，大家舉杯共飲。範朗忽然心血來潮，笑日：“我有了最後一句：五杯老酒一齊幹。”這天由王文請客，盡歡而散。
在編委和五人小組成員中，四十多歲的王文資格老，性情隨和，說話平易，有人情味，從不擺領導架子，想不到這位老革命在1957年竟因欣賞劉賓雁的報告文學《本報內部訊息》中的馬文元而被劃為右派分子。
報社的肅反是悄悄結束的，無人作這方面的總結，只是說出大門無需請假了。週末傍晚，我走到春熙路，見街頭行人如常，有一種恍如隔世的自由之感，終於解脫了。走進耀華餐廳，要了一客西餐，慢慢咀嚼肅反運動的酸甜苦澀。這半年像是一場惡夢。我逐漸懂得人情世故，有的人平時嘴上蜜蜜甜，心裡藏著鋸鋸鐮，一旦咬人，六親不認，比豺狼更可怕；但在陰霾中也有淡淡曙光，給人以些許溫暖和慰藉。
此時，黨總支辦公室舉行理論學習升級考試，自願報名，及格者可升人中級組。我長期任理論編輯，閱讀馬列著作不少，欣然報名。那晚在俱樂部進行筆試，所考內容均是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常識，無須思索，一揮而就，第一個交卷，發榜時名列榜首，得95分，半年來似隱姓埋名無人理睬的我終於揚眉吐了一口氣。
範朗他調，王石泉回來了。此人不陰不陽，似乎忘掉了幾個月來殘酷鬥爭的往事，照舊當他的組長；因肅反中表現積極，更為趾高氣揚，似乎在政治砝碼中增添了重量。五人小組組長伍陵曾找我談心，說：“風波已過去了。你是個好同志，繼續努力為黨工作。其實，你所受到的衝擊也算不了什麼；延安整風時，我被當作特務輪番批鬥，上廁所都有人跟著，那個陣勢才厲害呢！”
我猛然醒悟，黨內肅反擴大化是有歷史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