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的，蘇聯黨內的過火斗爭，東歐各國的大清洗，我國十年內戰時期清理AB團，延安的搶救運動，真是一脈相承，愈演愈烈，為什麼要這樣搞呢？
100春風又綠江南岸
1956年春天，峰迴路轉，柳暗花明，莫斯科傳來蘇共20大勝利召開的喜訊，對斯大林個人迷信的批判，赫魯曉夫的精彩報告，黨內*和社會主義*擴大化，從不同的渠道傳到報社，傳到我的耳鼓。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在報紙上全文刊登，真是冰河解凍，天氣放晴，難得這樣一個舒緩開心的春天。
一臉嚴肅的王石泉傳達毛澤東的談話，說：“如今的大學像一個兵營，缺乏自由空氣，大學生們死氣沉沉，不敢談個人理想和志願，深怕戴上個人主義帽子，問他畢業後想幹什麼，回答服從組織分配，黨和人民的需要就是個人的志願。看來，個人主義還是要有一點才好。”接著又傳達劉少奇對新聞工作的指示，說我們的記者不能永遠當土記者，我們的作家只瞭解一點老百姓的事情，是不夠的，新華社的記者要胸懷世界，目光遠大，凡是有美聯社、塔斯社記者活動的地方，我們都要派記者去。報人要知識廣博，懂得微積分、原子能、半導體和各種現代科學知識，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這些新的精神如小河流水，滋潤著復甦的大地，與王石泉那張動輒訓人的鐵青色的臉極不調和。
人們在私下議論，蘇共20大開得太好了，可惜開晚了半年，如果在1955年舉行，中國也許不會反胡風和肅反，中國將少一場劫難。這年春天，知識分子像鬆了綁，每晚雷打不動的政治學習取消了，可以在家讀書，可以小聚談心，可以到街上散步或看電影。老少一律穿中山服的習慣也發生了變化，有人穿起夾克或西裝，我也到美琳服裝店做了一套翻領的青年裝和軍便服，被稱為《幸福的生活》中瓦西里穿的那種烏克蘭襯衫，還用肅反中積累的存款買了一塊進口的三都士手錶。川大的教授們紛紛購買工具書，制訂個人向科學進軍的規劃，與出版社簽訂出版個人專著的合同。每天早晨，我很早就起床，在報社的操場上進行晨練，然後到辦公室細讀蘇共高階黨校出版的《辯證唯物論》，還寫了些筆記。週二晚上，坐公交車到省委禮堂聽省委學習室主任耀南講政治經濟學。耀南是部隊下來的老幹部，經歷過戰爭，學風端正，文風樸實，他在綿陽地委任理論科長時，我去採訪過他。他講話扼要，一語中的，在自己主辦的《理論通訊》上發表的文章一如他的性格，篇幅短小，言之有物，思路清晰，點到為止。如今給中級組幹部上大課，也頗有水平，能以通俗生動的語言講艱深的原理，頗受學員好評。業餘還搞創作，在川報副刊上以山虹為筆名發表過一些作品。一位作風踏實而多才多藝的理論教員在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這真出入意料。
這年春季，黨中央發出“向科學文化進軍”的號召，陸定一發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大塊文章，活躍了學術界和文藝界的思想，繁榮了創作。高教部決定擴大招生。這一年，全部高中畢業生升人大學尚不足以完成招生計劃，便發動年輕的機關幹部和有同等學歷的社會青年報考大專院校。一天晚上，我到黨校禮堂聽政治經濟學課，遇到從報社調到西南民族學院編報刊的同事王慰庭，他已申請報考高校。大概聽說我在肅反中受到審查的窘境，極力慫恿我改變環境，一展身手。我被他說動了，覺得自己在報社已成了邊緣人物，目前年紀還輕，讀上五年大學後遠走高飛，可以尋找到更光明的未來，便寫了個報告。王石泉說：“你已經是報社的業務骨幹，何苦又從頭學起？”我心想業務骨幹竟當了肅反物件、政治上不可信任的異類，還有什麼可留戀的呢？旋即又寫了近百行的長詩《申請》交給伍陵，伍總被感動了：“你執意深造，也是好事，你就準備報考吧！”報社撥了一間辦公室供報考者複習。並印了歷年的高考試題供我們參考。一天晚上，我讀艾蕪舊作《我的青年時代》，上面有一首小詩：“安得舉雙翼／激昂舞太空／蜀山無寄處／我去乘長風”。詩歌敲擊著我的心扉，我把它抄在一箇舊信封上，偶然被王石泉看到，不知刺傷了他哪根神經，引起歇斯底里大發作：“你不要對肅反不滿，根據黨的政策，去年對你進行審查是完全必要的。如今想離開報社去乘長風，也不見得有什麼好果子吃！”他越說越氣憤，更加堅定了我離開報社的決心。
4月下旬，我到樂山、井研、五通橋等地採訪。到樂山那天晚上，住在地委客房，讀了《人民文學》第4期劉賓雁的報告文學《在橋梁工地上》。前面有編者按語：“我們期待這種能尖銳提出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