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的勇敢幹預生活的作品，已經很久了！”我夜不能寐，深感反官僚主義的必要，蘇聯出了奧維奇金，中國有了劉賓雁，一位有正義感的作家在百花齊放的時代應當發揮作用，一個*化的春天正在到來。
地委宣傳部理論教育科副科長符浩光和韓義，都是西南服務團的戰友，他們對蘇共二十大精神感到很興奮，說：在樂山，只有地委書記方馳辛聽過秘密報告的傳達，其他人只是從不同渠道約略聽到一些風聲。我國對蘇共20大和l9大顯然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對馬林科夫在蘇共l9大的報告，各級幹部認真學習了半年，而對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的報告，全無佈置。《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學》傳達了此中訊息：蘇共否定斯大林，*仍肯定斯大林是一位偉大的*列寧主義者，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對他的錯誤還作了不少開脫和辯解。
符浩光是講哲學的，那時講辯證唯物主義的四大規律，都按斯大林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的提法，即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聯絡、互相制約的，是不斷向前發展的，事物的發展是由量的漸變過程發展到質的突變過程，事物對立面的統一和鬥爭是發展的動力，沒有講否定之否定，當時更沒有“異化”的說法。我覺得不講“否定之否定”，辯證法就沒有講徹底，不能只承認我們對舊制度的否定，同時還得承認新制度也將被更新的制度所否定。在我召開的各種座談會上，有人對*黨史的某些敘述提出質疑，如抗日戰爭只講黨領導的敵後戰場的功績，完全否定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所起的積極作用，是不客觀的。黨史是具有黨性的科學，它必須建立在史實的基礎上。我在樂山的這次採訪收益頗多，活躍了思想，寫出了稿件。川報駐樂山記者李中樸，電臺記者陳立源還約我去遊了大佛寺和烏尤寺。我和新訓班的老同學王楓同塌而眠，暢談竟夜。在五通橋，時任宣傳部副部長的陳拔群還請我吃江團魚，飯館把這種魚投放在竹製的簍中，放在茫溪河裡，顧客指哪一條，就烹哪一條，肉質鮮嫩肥美；我告訴他已申請報考高校，他鼓勵說：“如今是向科學文化進軍的時代，你腦子好，再苦學五年，將如虎添翼，祝你前程遠大。”
回到報社已是5月下旬。7月參加統一高考，在這次參加考試的報人中，公認我是起點最高的，答題也頗有把握，估計錄取不成問題。到8月初，我既未收到錄取通知，也未收到不錄取通知，立即向省高教局、省教育廳、省招辦詢問，答覆模稜兩可，我擔心是政審無明確結論，便找到報社黨總支辦公室。何宗君答覆送給招辦的是肅反前的檔案。肅反中的材料未裝入，真是豈有此理。我的問題已經五人小組正式談話，為何還無結論？如果我作一個大學生政審都不合格，那麼在黨報當編輯豈非更不合格？既然我的問題還掛在那裡，當初為什麼不勸阻我報考，還同意我投考呢？豈不是故意整我的冤枉嗎？王石泉從招辦主任李安瀾處得知，我四門功課共獲290分，屬優良成績，主要是政審材料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只有去找伍陵同志。伍陵倒是胸懷大度，肯定我在政治上無問題，立即動筆給省高教局局長康乃爾寫了一封信，大意是：“報社記者王地山同志歷史清楚，成績優異，因人事手續未辦好，尚未被錄取，報社即將把有關結論送上，請安排錄取。他年紀還輕，求學心切，希能滿足他的願望。”我當即把這封信送給康乃爾的女秘書。50年代機關辦事效率高，第二天下午，那位女秘書就笑吟吟地答覆我：“事情已經辦好，安排在川大中文系，你明天去報到就是了。”
1956年的天空是明朗的，如果不是伍陵，我很可能失去這次深造的機會，繼續在報社過“夾著尾巴做人”的二等公民的日子。
在王石泉主持下，理論宣傳組和黨的生活組的同事們為我作了一個低調的鑑定，大意是，工作積極，有一定能力和成績，肯鑽研業務，但政治上不開展，不靠攏組織，也很少反映情況，對肅反有不滿情緒，等等。鑑定會上第一個發言的是團小組長蔡鴻軒，她是伍陵的妻子，她對我的冷淡表情與伍陵對我的熱情支援形成強烈反差。
我是懷著複雜的心緒離開報社的。從瀘州到成都，從《川南日報》到《四川日報》，我自忖有了很大的進步。新聞工作是認識社會、超越自己的一個很好的崗位，與我的性格很適合。6年來，我跑過城市和農村，採訪和編輯過有關上層建築各領域的稿件，涉及政法、文教、黨的生活、理論宣傳以及農業、手工業、工商業等方面，接觸過工人、農民、幹部、教師、老革命、*人士、不識字的家庭婦女，和各種人都有一種天然的親和力。我素來很重視學習，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