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我失去了自我，在現實中找不到自己的撐點，因此不僅得不到現實的確認，而目更慘的是常得不自己的確認。如果你問我叫什麼，我還能夠回答我叫劉英；如果你問我是誰？我除了說我是彭子民的老婆，還能說什呢。是不是？
作為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現代女性，我為自己無力擺現狀感到慚愧。我不是沒動過離婚的念頭，但已懷上了他孩子，一想到孩子生下來便失去父親，就不寒而慄。
現在，我跟他的生活更趨於煩惱的境地。我雖然爭取到了外出工作的權利，但以前我的附庸身份使他形成的大男子主義作風，一點沒變，他動輒指責我對家庭不負責任，有時甚至無端猜度我跟某某男人怎麼樣了。有一次，我忍不住大聲吼道：“如果我真的跟外面的男人怎麼樣了，那也是你逼的！”
接下來，我質問他：以前那個從農村來的男孩，那個從來就沒有把白襯衣洗乾淨過的男孩，那個讀瓊瑤小說的好笑的男孩，以及那個爬上高高的梧桐樹摘葉子的男孩，他哪去了？！
彭子民笑了那麼一笑：“如果那男孩還在的話，一定是乞丐。”
“你說我該怎麼辦？”
——採訪錄音之二
（譚麗麗，女，39歲，工程師。）
我這是第一次接受採訪，想說的話好像有點兒說不出來。
都是些不起眼的小事兒，就隨便扯一扯吧。
我這人很傳統，可能跟我的家庭有關。父母是大學裡的正、副教授，一向潔身自好，飲食起居也一絲不苟。22歲那年，我從工學院畢業，分配到了一家國營中型企業技術科。在這裡，我愛上了廠辦公室的一個秘書。他來自郊外農村，高中好像都沒畢業，但文章寫得特棒，人也長得蠻瀟酒。我們在一塊，彼此覺得有一種實實在在的默契。可是我的父母堅決反對，知識分子都差不多，表面上清高，骨子裡其實非常世俗，他們很講究門當戶對，堂而皇之死摳的一點就是他沒有學歷。
那個年代，猛刮文憑風，我也不是沒有受到影響，人要戰勝習慣很難。父母抓住我的動搖心理，迅速託人給我介紹了好幾個男朋友。
在四面夾擊的情況下，我不得不跟那秘書攤牌，為了安慰他，我希望把我們之間的愛情轉化為友誼。他一臉苦笑，告訴我：儘管友誼距愛情只有一步之遙，而如果愛情破滅了，要想回到友誼，那幾乎沒有可能。彼此分了手。
很快，我投進了另一個男人的懷抱。
這個男人就是我現在的丈夫，比我大5歲，“工農兵”大學生，另一家大型企業的處長，雖然其貌不揚，但總算滿足了我潛意識裡對社會地位看重的心理。
婚後，我一直努力做一個賢妻良母，包攬了所有的家務，從照料孩子到照料丈夫。
每天下班後，我總是急急忙忙買上菜，手腳麻利地做出來，然而心情激動地等他回來。但常常是，左等右等，從7點等到8點，從8點等到9點，肚子餓得不行了，我還堅持著。
直到1O點，他還沒回來。我想他肯定已在外面吃過了，於是懶心無腸地扒拉上幾口飯，黯然神傷地將菜飯撤去。可當你剛收拾完畢，他回來了，只說還沒吃飯，卻沒有絲毫內疚的表示。於是我又急急忙忙為他熱上。最初，我還以為他工作忙。後來，我才發現主要是由於他家庭觀念淡薄，從不考慮別人，性子疲疲沓沓，幹事磨磨蹭蹭。
儘管他是這樣一個人，我也沒有表露出什麼怨氣，可人不能老是“一廂情願”呀，你說是不是？男人的日子過得太舒服了，就容易麻木。久而久之，我丈夫就認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經地義的，他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安之若素，別說體貼我，連一句暖人的話也不說。
你也是一個女人。而且還是一個女作家，你肯定比我更清楚：女人單靠個人努力，也能享有優越的物質生活；她們真正需要的是情感上的支援。我情感上得不到慰藉，就很失望，開始後悔嫁給了他。我想當時要是跟那秘書結婚，他絕對不會這樣對我熟視無睹。
後來有一件小事更令我七竅生煙：有一次宿舍停水，因急等著做飯和給孩子洗澡，我請他下樓提一桶水上來，他無動於衷。我只得自己咬著牙把一大桶水提上了6樓，竟被他沒心沒肺地衝了廁所，還說什麼屋子裡的味道難聞死了，質問我是怎麼搞衛生的。我再也忍受不了，跟他大吵一場，帶著孩子回了孃家。
一個月，他只打來兩次電話，有氣無力地說要我回去。我沒有理他。
當年那個秘書，如今做了廠辦主任，有一回在走廊上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