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易成抑揚頓挫的說道。
“易長史詳細講來。”朱永興撓撓腦袋，有些不解。
“殿下，此話的意思是：透過制訂頒佈法律，告訴百姓，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法一經公佈，君主就必須明察百姓的行為。因為他有勢，可以懲罰違法的人，獎賞守法的人。這樣，就能夠成功地統治百姓，不論有多少百姓都行。”易成詳細講解道：“君主就這樣用法用勢治民。他不需要有特殊才能和高尚道德，也不需要象儒家主張的那樣，自己作出榜樣，或是透過個人的影響來統治。”
“原來如此。”朱永興點了點頭，“吾認為君主還是要作出表率更為妥當，而且執法的機構也要廉潔公正，才不會使法流於形式，或者成為某些人鑽空子、謀利益的手段。”
“殿下聰慧，一舉中的。”易成真心誠意的讚賞道。
一問一答之間，氣氛十分融洽。朱永興的提問間或夾雜著後世的觀點，讓易成驚訝之餘，更是使盡渾身解數，以求給其解惑。
在百善為先的古代，由於皇帝對老師的尊重，帝師的地位是很高的，即便有些帝師並不在朝為官，在民間也很受人尊敬，因為成為帝師這事本身就是對他能力的肯定。
而政府對“王者師”從一個抽象的概念，具體化為一個實在的爵位，有俸祿與等級：位在百官之上。並且寫入典籍，歷代雖經鼎革而一如舊例。這是對知識分子道德、才學的一種尊重和肯定，也是一種期許，使之成為他們的政治追求和人格目標。
這種期許賦予了知識分子極大的參政熱情，這使得知識分子不僅僅在入世之際彌滿胸襟；而且在隱逸低沉之時，潛龍勿用，待機而作，希望能有謂水之遇，從此君臣相得，風雲際會，龍飛在天。
易成學識很雜，很博，但為商人家器重，畢竟有違其讀書的本來目的。而朱永興的出現，以及一系列的表現，使他期盼殷殷，而不惜冒著巨大的危險，為朱永興將來的前途而暗室籌謀。
名利誘人，貪利者好財貨，讀書者好虛名，自古以來便是如此。而小人物為了翻身通常最是無所顧忌，頗有懷才不遇心態的易成便是如此。
“如果岷世子建不世奇功，坐了大明皇位，或者在海外稱王，青史之上，就會濃墨重彩地把今日之事記上一筆。雖不是正式的帝師，卻也能沾上些邊。”易成心中如此想著，豈肯放過教授朱永興的機會，旁徵博引，盡顯胸中才學。
而朱永興以後世人觀點來衡量評價法家，既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穫，也發現了很多具有侷限性的東西，也是獲益匪淺。
硬實力，憑藉自己的超前眼光是有辦法增強的；軟實力呢，也不能放鬆，朱永興若有所思。
現在應該是建立體制的好時機，官僚機構雖小，但卻有小的好處，起碼明朝文官固有的那些毛病少多了。
明朝時，文官想要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麼不讓他們去做，他們最終也會去做。如果這些文官不認可不想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麼嚴厲回覆批示讓他們去做，他們照樣給你頂在那裡，軟硬兼施，陽奉陰違，死活都不會去做。而且文官最擅長的就是扯皮，甚至把扯皮當作他們的職責所在。
為虛名而廢國事，這便是朱永興對這些人的評價。明朝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頗講言論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們可以放開了提意見，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後宮瑣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儘管說來，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殘暴的君主也不願背上“昏君”、“殺諫官”的罵名，實在氣急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官員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頓而已。
正因為此，明代的官員普遍作風是，立論唯恐不偏激，言詞唯恐不誇張，往往憑藉著捕風捉影，小道訊息，就極盡聳人聽聞之能事。關心的並非所論是否屬實，而是能否憑藉刻薄的言辭譁眾取寵，聳人聽聞，一舉成名。透過罵皇帝、罵眾臣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以撈取政治資本。
崇禎時期，明朝危機重重，罵聲卻還在繼續。清軍入關後，南明小王朝還有幾十萬軍隊，還有半壁江山，但那些官員不是專心對付來勢洶洶的敵人，還在繼續“罵”，繼續“內訌”，可謂持之以恆，堅持到底。
現在呢，有這種毛病的朝廷官員多在緬甸，新提拔起來的多是年輕後進，不以功名為依據，只以實心任事為標準。雖然也有不和諧的聲音，但阻力不大，這對朱永興來說，是一個很有利的條件。
自己的精力可以偏重於軍事，但政事方面可以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