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中期以後，江南在全國經濟地位變得舉足輕重，清承明制，在經濟上對江南地區的信賴，比明朝有過之而無不及。
而現在的南明政府，對於江南的財賦卻並不是那麼迫切。銀錢，有海貿出口；糧食，有湄河兩省及老光復區的供應。大江以南盡皆收復，瓷器、茶葉、絲綢、棉紡等海貿物資便更加豐富，數量更大，創利更豐。
所以，朱永興要改弦更張，並不以過重的稅糧來支撐國戰，而是減賦以抒養民力，還要大力發展手工業和商業，以工商稅收來彌補。
這樣做的初衷是好的，但朱永興也有擔心之處。首先是減賦，對於江南的大小地主來說，他們會相應酌減，讓實惠落到普通百姓頭上嗎？再就是工商稅。在打通出海口，開展商貿後，朱永興便開始實施新的商稅政策，完全摒棄了明朝原來的三十分之一的標準。
其實呢，商稅從表面上看是增加了不少，但卻少了運輸、銷售中的隨意盤剝和壓榨。而這種情況，卻是明朝中後期最為常見的事情。官商勾結，亦官亦商，商人託庇於官僚，這孝敬、分潤豈不比現在要繳納的商稅更多？
國家都快亡了，某些“正人君子”還在那裡嚷嚷“減稅，減稅”，只要制定的政策稍微觸動了他們的利益，都換來他們象瘋狗一樣謾罵。減稅要是百姓受益也好，可卻都進了他們的腰包。現在呢，商稅提高了，卻少了很多蠅營苟苟。商人的實際負擔也不算重，稅收更是都入了國庫。
果然，說到商稅，在座的很多人臉色有了變化，有的在思索盤算。有的張嘴似乎想辯解一二。
“別的不說，便是在座諸公，在韃虜統治之下，這商稅或許未增，但路卡盤剝、官員敲詐的事情還少了？”朱永興的表情越來越嚴肅，一股威壓的氣勢隨著凌厲的眼神開始散發。“可在孤治下，膽敢貪腐的官員，絕不寬恕。高皇帝剝皮揎草或過於酷烈，然流放抄家，斬首示眾。孤就無此鐵腕懲腐治貪嗎？”
仁厚之後亦有雷霆手段啊！眾人細細思之，都是心中瞭然。若只是寬仁，岷殿下如何走到今天這步？那些軍將又如何肯投靠效忠？光復江南，那些清朝官員，劫掠的潰兵，那可是殺得人頭滾滾，絕不寬貸啊！
今天這番話，朱永興相信很快便會流傳開去。再說還有邸報刊發自己的言論。而且這也只是個預防針，讓那些士紳商人有個心理準備。一旦地方官員到任，開始實施新的政治、經濟政策。他是不會有所牽就的。他就不相信了，嘴皮子能幹過槍桿子。
清廷打壓士紳，他也要打壓。但他不會用文字獄，而是有著名正言順的理由。比如那些家中有直系親屬仕清的，便可降革；有犯罪事實，亦可抄家問罪。既然滿清能以強勢的國家機器使江南士紳階層噤若寒蟬。朱永興也不會只為了一個仁厚的虛名便對他們客氣。
在明朝，縉紳集團走向腐朽的同時完成了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轉變。這個集團在最高層影響皇權。在官場中清除異己，在各地搜刮民脂民膏——勢力所及之處。人們之間的社會關係越來越不成體統，實施的政策也越來越背離帝國公開宣稱的儒家道德。
“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無一不私”，少數人的英勇義烈也無法掩蓋縉紳集團的整體表現。而朝廷給予縉紳的優厚待遇和特權，並沒有使他們感恩戴德，忠心為國。反而變本加厲，拖賴並少納賦糧、脫避差徭是司空見慣；大肆兼併﹑侵佔他人土地﹐接納投獻投靠﹐收受他人詭寄田糧、差役﹐包攬拖欠稅賦亦是平常；更有縉紳憑藉威勢﹐橫行鄉里﹐凌虐欺壓百姓。
“孤已經召見了兩批縉紳賢達，頗有些人向孤提議減賦，以彰皇明愛民恤民之德。”朱永興淡淡地笑著，可有些人看起來卻象是在冷笑，“以為孤王好欺乎？以為孤不知江浙重賦重在漕運，而非田賦否？江浙田賦，從科則或徵收銀額看，在長江各省中算過重嗎？如再與單位面積產量比，恐怕比其他地區還輕吧？如今漕運何在？難道還有人要運糧至北京通州，以解韃虜之急？”
“殿下所言甚是。”錢謙益抹乾眼淚，附和著說道：“有些士紳便是欲欺殿下，只聞殿下仁厚之名，卻不知殿下英明神武，神授天眷，無所不通。漕糧一是原額科則重，二是加徵耗米重。此外還有各種附加，以及州縣徵漕的浮收勒折，是以江浙向稱重賦，卻與正賦無關。”
“沒錯，江南重賦的癥結便在於此，切不可混淆不清。”朱永興讚賞地點了點頭，這錢謙益的幫腔更加詳細，更有說服力，看那些士紳還如何哭窮？他娘x的，滿清以奏銷案、哭廟案為由，大肆搜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