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的軍事對峙在表面上形成，但卻並不意味著平衡，意味著相安無事。
對於擁有強大水師的明軍來說，不必沿江處處佈防，只要有戰船遊戈，再在幾個要點駐紮重兵，便足以遏制清軍渡江來攻的危險。
而清軍則因為明軍可以利用水師之利，靈活選擇渡江攻襲的地點，而變得難以防守。再者，現在的明軍與當年是大不相同的，從上到下，在勝利的鼓舞下，充滿了進攻的*，可不會讓清軍安寧。
清廷也看出了自己的弱勢，沿江平均分配兵力是不可能的，那就只能採取重點防守。仿效對付沿海襲擾，清軍在近江地帶實施了遷界，形成一段真空的無人區，將兵力屯駐於幾個要點。
第一重點地區便是荊襄，清軍以南陽為前線，洛陽為後基，防備明軍攻入河南；又在平利的白土關加強城防，扼湖陝邊界要隘，與河南清軍呼應，對荊襄地帶形成兩面夾擊之勢。
第二重點地區在長江中游的武漢地區，以孝感為前線，以信陽為大本營，西防荊襄，南防武昌。
第三駐紮重兵的地區在合肥，這裡是“江南唇齒，淮右襟喉”、“江南之首，中原之喉”，歷為江淮地區行政軍事首府。
第四重點地區在淮安，這裡鄰江近海，是南下北上的交通要道。屯兵於此，一來可以阻遏以崇明島為基的明軍攻掠，二來也防備明軍由運河北上。
長江已失，黃河便是清軍依靠的最後一道防線。但清廷還不死心，屯兵於長江黃河之間。以求一逞。只是——
“龍失大海啊！”鰲拜坐在椅中，望著牆上的地圖，嘆息出聲。
陸地爭雄，騎射無敵。這本是八旗的優勢，也是其賴以取天下的根本。但現在看來。沒有得力的水師，整個戰局便不免顧此失彼。
比如天津、塘沽，明軍有強大的水師，嚴重威脅著有“河海要衝”和“畿輔門戶”之稱的要地。這裡是必須駐兵嚴防死守的，至於山東、直隸沿海，也只能用遷界的方式予以湊合了。
所以。對峙是表面的，是暫時的。明軍不斷地開展小規模的軍事行動，保持著士氣，訓練著新兵，熟悉著戰陣。打破平衡。只是需要一個時機，一個合適的攻擊點。
“兵部已調施琅入京，他熟悉水戰，於操練水師亦有心得，或有解決之道。”遏必隆苦笑了一下，勸慰般地說道。
“漢人終不可信，亦不可大用。”鰲拜哼了一聲，心說：什麼解決之道。不外乎造戰船、練水兵，這大把大把的銀子從何而來？再者，耗時費力。恐怕也是緩不濟急。
索尼病得愈重，四大輔臣剩下了三個，鰲拜穩穩地居於首位，位高權重，幾乎把持了朝政，大小事情。多是一語而決。
“祖澤溥奏報：膠東地區人心浮躁，有流言稱明軍要登陸反攻。頗有些草莽之輩欲要作亂。”蘇克薩哈沉聲說道：“山東近直隸，不可不防啊！”
山東的騷動當然有明軍大勝、光復神京所提供的心理鼓舞的原因。還有沿海遷界擴大所造成的混亂，當然也有於七等人的動作引起了清朝官府的注意。
至於山東的府縣，以膠東的登萊等沿海地區最為不安。因為有傳言說明軍人數超過十萬，兵鋒直指山東，並打算以山東為跳板直撲北京——這種說法清廷並不太相信，因為北京方面普遍認為明軍既然具有水師的優勢，在山東登陸作戰倒不如直取天津，那樣更能威脅京師。
從山東到京師，明軍舍舟師之長，與清廷在北方平原交戰，顯然並不合乎常理。
山東方面當然也知道“南舟北馬”的道理，不過事關山東各級官員的烏紗帽和性命，他們依舊高度緊張。清廷則認為可能性不大，最多是明朝的細作和間諜在山東滲透，鼓動起一些亂民起事，以策應明軍在其他重點地區的攻勢。
“祖澤溥的督標便有一千人馬，要是還對付不了幾個山賊草寇，那他這個總督也就不用當了。”鰲拜哼了一聲，不悅地說道：“要說人心浮躁，哪裡沒有，大驚小怪，被嚇破了膽吧？”
漕運一斷，糧米飛漲。雖然小冰河期正在轉暖，但還遠未恢復正常。北方與南方相比，農業種植的效果更是大大不如。戰事正緊，徵兵抓伕，又使從事農耕的人口不足，北方滿清的財力、物力，越來越難以與明朝相抗衡。
吃不飽、穿不暖，連食鹽也因為遷海也開始短缺。這樣的環境下，如何能使人心安定？鰲拜自知其中究竟，但蘇克薩哈一提，更是讓他心煩。關鍵是他們想不出辦法。明朝能從海外進口糧食，而且是很早便有的行動，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