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的生活中。少數反動分子，像電臺評論員厄普頓？克洛斯之流，可能要悲嘆：曾經激勵邊境居民的光榮冒險精神正在消失，但大多數公民則是另外的感覺。1938的一次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贊成養老金的人不少於90％。不管方法和手段多麼危險，就連反對黨也在其全國性政綱中承認：社會保障已經紮下了根。並非巧合的是，社會工作者的數量在1930～1940年間幾乎翻了一倍，最顯著的是在一些大的工業州：紐約、加利福尼亞、賓夕法尼亞、伊利諾斯和俄亥俄。
一位火星觀察家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福利是美國人的新宗教。著眼於社會福音（或者說是社會主義福音）對正統神學日漸上升的優勢，《基督教世紀》（Christian Century）的執行總編保羅？哈欽森在1937年情緒激動地呼喊道：“它要麼倒向莫斯科，要麼回到罪惡！”這一發展與其說是在開挖新航道，不如說是在加深舊航道。社會和宗教研究所在1920～1934年間所做的一項關於教會和社會的詳盡研究再三強調了新教對信仰和服務於人類福祉的牧師作社會學解釋的傾向。類似地，美國天主教徒也作出了新的努力，以回應庇護十一世教皇在他的教諭《四十年通諭》（Quadragesimo Anno，1931）中所闡述的社會正義原則，而美國猶太教士中央會議在第二年起草了它的“社會正義計劃”，聯邦基督教協進會重申了其支援集體談判和社會保障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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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節：尋求保障的時代（5）
牧師們尋求時代的啟示往往會從約翰？A。 賴安、約翰？海恩斯？霍姆斯、歐內斯特？F。 蒂特爾、拉爾夫？W。 索克曼和哈里？埃默生？福斯迪克等人那裡得到暗示。1934年對將近20；000名牧師所作的一次問卷調查顯示，將近四分之三的人支援“徹底改革的資本主義”，幾乎三分之一的人支援社會主義。社會和經濟話題成為越來越受歡迎的佈道主題，祈禱會常常演變成了討論組，詳細探討“人類關係中的問題”。
在大蕭條早期，教會紛紛積極地轉向了為窮人提供衣食，但是，當公共機構肩負起這一重擔的時候，它們往往就放鬆了努力。結果，窮人當中對教會及像基督教青年會（YMCA）這樣的準宗教團體產生了某種幻滅感。天主教徒在保持與失業者的接觸上比大多數新教教派更成功，但猶他州的摩門教徒則創下了引人注目的記錄。他們自負地拒絕了聯邦政府的幫助，並對新政的融資保持著極大的警惕，他們讓每一個未世聖徒教會的“支會”負責各自的貧困者，當地方的容量超出負荷的時候，上級單位便施以援手。主要目標是，藉助諸如合作社、殖民計劃、家庭罐頭製造和手工業以及給教會職業介紹所當警衛之類的手段，讓家庭能夠自立。
在財務上，大蕭條讓大多數新教教會陷入了“有史以來最令人絕望的困境”。這部分要歸因於它們在繁榮的20世紀20年代為了修建百萬美元的大廈和數百萬美元的公寓酒店式教堂（有游泳池、娛樂廳及其他休閒設施）而欠下的債務。如今的捐款急劇下降，在1930～1934年之間幾乎減少了一半。城市牧師的薪水被削減到了極點，而在農業地區和鄉村，很多社群索性省掉了“正規的”佈道者。
面對國家經濟災難的事實，宗教人士的態度各不相同。穆迪聖經學院及其分支機構的原教旨主義者——他們都是曾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當做末日的開始來歡呼的千禧年信奉者——如今都把這場世界性的失業災難看做是一個類似的徵兆。天主教教義更多地趨向於煉獄性的，而非天啟性的，強調眼下這場災難將在未來生活中得到回報。更苛刻的天主教牧師則把大蕭條看做是治療美國生活中從追求感官享受到異教拜物主義的一劑健康的收斂劑。然而，一般而言，新教牧師往往把大蕭條當做對罪（既有國家的罪，也有個人的罪）的懲罰而予以接受。很多佈道者、教會雜誌的編輯以及像羅傑？巴布森這樣虔誠的商人都承認，大蕭條的出現是因為人們捨棄了基督而去追求自私的目的。
有人直率地預言，艱難困苦將把美國人帶回到他們父輩的信仰，但事實上，除了某些新的、古怪的宗教儀式之外，並沒有出現信仰復興的浪潮和大規模的宗教皈依，就連上教堂的人數也沒有出現增長。沒有體面的衣服可穿，沒有錢扔進教堂的捐款盤——儘管很多教堂廢除了“自願捐獻”——使人們放棄了經常上教堂的常規習慣。至於那些這樣的習慣原本就不牢固的人，越來越世俗化的安息日對他們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