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國內消費水平上存在的不足。作為一個次要的悖論，在匱乏、貧窮、落後地區的社群中，AAA所資助的往往是效率低的耕作，但在擁有更大資產和進步本能的地區，它鼓勵市場只利用最好的土地。在深南地區，很多小規模的、不景氣的棉花種植者，承蒙AAA的關照，才勉強孤零零地跟在後面繼續前行，而各玉米州的生產者們卻常常發現自己處在完全不同的境況中。因此，AAA在1937～1938年所作出的減少種植面積的決定，把玉米的種植面積削減了8％，然而產量卻增加了大約17％。
除了選擇優質土地和該機構所推廣的先進耕種方法之外，雜交玉米——這十年最重要的農業革新成果——的廣泛採用也幫助促進了這種增長。這些地區的農業更多地成了一種高壓商業，而不是一種生活方式，時刻惦記著利潤，經常由他人代理缺席業主進行的經營管理。一個典型的現象就是“手提箱農民”，通常是來自城裡的小商人，購買一兩家農場，每年透過機器種植和收割他的作物，但從未想到要靠土地為生。科學耕作和機器的另一個產物也促進了非人力效率，這就是大規模種植單一作物，正像從德克薩斯北部地區到南北達科他的人們所做的那樣，用拖拉機編隊和套犁來耕作。
由此可以推匯出另一個悖論。由遷居管理局、農業保障局、農村電氣化委員會和農業局的家庭經濟專家所代表的一批力量，努力實現溫飽農業和多種方法的理想，求助於農村合作社和家居計劃。另一批力量（體現在AAA的某些運作和農業信貸局廣泛的貸款活動中）則與技術和農場經營的新科學合謀，以便把農業打造成大企業。
不管時代有怎樣的牴觸和逆流，緊跟著經濟復甦之後，社群生活也開始感覺到民心士氣正在恢復。合作、復興、現代化，都是富有魔力的新詞兒。這一發展得到了正在形成的鄉村美國文化同一性的增強。更古老的移民群體——包括斯堪的納維亞人和德國人——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經被同化，要麼就是跟他們的老祖宗聚首去了；如今在土地上耕作的外國出生的人，數量在穩步減少。汽車、電影、公立學校和無線電臺，全都在幫助擦除城鄉之間分界線。衝擊鄉村生活的刺激物越來越多地從城市發射出來。不管是在時尚、讀物、娛樂，還是在思考方式上，往往都是由城市品味來定調子。
正像在全國各地一樣，一代人之前十分流行的兄弟會和秘密社團，如今在那些對社群福利比對宗教儀式更感興趣的組織面前，似乎在節節後退：合作社、教師家長聯誼會、縣計劃委員會、運動及其他休閒團體，加上那些熱衷於煽動政治或經濟運動的組織，像湯森俱樂部和社會正義俱樂部之類，在某些鄉村地區牢牢地紮下了根基。農業部發起的4H俱樂部①，其年輕的擁護者都是些充滿激情的傳教士，在20年的時間裡，1940年發展到了130萬成員。美國未來農民協會是教育辦公室在1928年創辦的，為的是促進職業教育，以及鼓勵中學生明智地選擇農業為職業，到這一時期結束的時候，該組織招募到的成員將近25萬，與此同時，為黑人青年創辦的美國新農民協會也前景看好。
在很多農村地區，尤其是在南方，新政採取了群眾運動的形式，使社群改良的古老努力重新恢復了活力，並開始了新一輪的努力。外部“干涉”起初常常招人憎恨，但假以時日，地方的自豪普遍都戰勝了地方的冷漠。試著去思考鄰居、國家和世界的問題，為更好的未來勾畫藍圖，提高成人的教育和文化——諸如此類的事情，開始佔據鄉村美國很多認真的、常常也是困惑的頭腦。兩位鄉村社會學家寫道：“在這樣一個麵包本身成了數百萬人第一需要的時期，有一個信念卻進一步加深了：人不能僅僅靠麵包活著。” 在新政治下，聯邦政府為農民做的事情比從前任何時候都要多。1939年12月，有人問，這些繁重的開支還要持續多長時間，對此，華萊士部長答道：“只要農業在與其他群體談判的時候依然處於嚴重的劣勢，只要農業收入使得農戶不可能為未來而儲存我們的基本土地和人類資源，這些開支就要一直持續下去。”談到人類資源，通常要面對這樣一些社會價值：鄉村生活的有益健康和身體活力，它令人滿意的富有創造力，它的簡單樸素，它的高出生率（社會保障委員會的經濟史學者寫道：“年輕小夥子構成了最重要的剩餘農產品”）。這些優點被認為至關重要，足以讓政府有正當的理由補助更多的農村家庭，其數量要超過給國家種糧食所實際需要的——而且，美國人的一種歷史悠久的本能（有點像傑斐遜的邏輯）似乎也認可這一觀點。
◇。◇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