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有效的保護措施，以防止他把減少種植面積和季節性波動的衝擊轉嫁到佃農身上。例如，1937年，普通的種植園經營者總的現金收入是8；328美元，其中有833美元來自AAA的補貼，而一個佃農家庭的收入是385美元，其中只有27美元來自政府補貼。至少，AAA的原則——或者說實際做法——似乎是：讓有者愈有。實際上，對佃戶來說，唯一的風險擔保就是救濟。“政府不讓我們種，於是我們不得不去領救濟。”這是一個典型的不幸故事。俄克拉荷馬州的一位地主讓我們看到了事情的另一角，他在1938年講述了自己的經歷，而他的經歷並不少見：“1934年，我有4個佃戶，我啥事也不幹。我用政府給我的錢買來拖拉機，並擺脫掉我的佃戶。” “被拖拉機擠出土地”的家庭困境跟AAA之間只有間接的關係，而且肯定是它最初的鼓吹者們不曾預料到的。然而邏輯很簡單。在從農業的長期衰退中開始恢復之後，土地所有者發現自己手頭有錢了，頭腦裡也有了關於處事方法的新的心理，有了限制作物種植以增加利潤的觀念，以及華盛頓所鼓勵的經濟計劃和深謀遠慮的觀念。盲打誤撞的時代結束了，革新廣為流行。在大蕭條的冷休克之後，緊接著是被農民的算計所加速的對新政的熱關注。
農民最初的想法之一是要克服機械化的落後。1930～1940年之間，儘管農民擁有小汽車的數量幾乎沒有什麼增加，但卡車卻增長了16％，拖拉機增長了70％，直至差不多有200萬臺拖拉機，在承擔著農業的重活，改變著生產方法、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潛在的威脅比實際的威脅更大，機械摘花機的震動，沿著一行行棉花發出的短促的嗡嗡聲，已經開始動搖南方農村經濟的整個基礎——這一經濟領域原本就已經在擔心巴西廉價棉花的威脅，這些棉花正湧向世界市場，以填補AAA法案的限產所創造的真空。與此同時，出租棉地的地區——像中部的“黑草原地帶”和阿拉巴馬州南部——被轉變為牧場，為牛肉和乳品加工業讓路，利用電氣時代的所有資源從事生產和加工。這也意味著——實際上就像老英格蘭的圈地運動一樣——很多佃戶被剝奪了因為那些倖存下來的棉地而獲得額外繁榮的可能。
在中西部，據估計在20世紀30年代結束之前，摘玉米的機器——尤其是在1928～1933年間開始使用的那種兩排型的——已經取代了愛荷華州從前在收穫季節僱傭的流動勞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在俄亥俄州的一個玉米種植大縣，60％的玉米就是用機器摘下來的。在小麥地帶，聯合收割機同樣被廣泛使用，1935年的“嬰兒”型和1939年的“侏儒”型都是為迎合小農戶而量身定做的。由於這些機器幾乎被普遍採用，在麥地裡幹活的季節性勞工到1939年幾乎成了人們記憶中的往事。每提供100個農場勞工的崗位，就有236個失業的農業勞力可以僱傭。
很多土地耕作者開始領悟到這樣一個事實（1937年被國家資源委員會所宣佈）：收入往往隨著機械化的程度而改變。因此，在阿拉巴馬州，農場經營者的人均可使用機器是1。5馬力，在機器上的投資是142美元，其毛收入在全國是最低的：每年492美元；而在蒙大拿州，人均可使用機器是22。5馬力，在機器上的投資是953美元，其毛收入是1；798美元。很自然，這種示範對普通農民來說，比其背後的技術失業的幽靈更有說服力。
農業現代化主要是透過1935年5月成立的農村電氣化管理局（REA）來加速。分銷商拒絕架設通到農村的網線，這使得大約90％的農場經營者沒法用上中央電站的電力。REA提供了低息貸款給各州、市及合作社，連同WPA提供的勞動力，為的是把電力電纜擴充套件到鄉村家庭——用於照明、冷藏、擠奶和脫脂、加熱孵卵器、攪拌飼料和抽水。到1938年秋天，共啟動了300多項這樣融資的專案，其中六分之五的專案是透過合作社來運作的。這樣一些活動，儘管被大多數私營公用事業公司所憎恨，但還是迫使它們以更低的價格提供更好的、更廣泛的服務。在很大程度上，多虧了REA的加速，接通中心發電廠的農村家庭，從1925年的225；000戶——不到總數的4％——增長到了1940年的1；700；000戶，佔總數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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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節：變革中的城鄉（10）
這些發展凸顯了三十年代農村生活的一個大悖論——即，在效率得到穩步促進的同時，它也伴隨著失業和生產過剩，後者反映了努力刺激對外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