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關於“州權”的爭論，他們問：市場、大風和洪水是否會尊重各州的邊界線呢。在兩位社會學家取樣的96個農業社群當中，司法廢除僅僅在其中的一個社群被“平靜地”對待。為了回應人們對土地的感情，國會在2月制定了“土壤保護和國內農作物種植分配法案”，取消了農產品加工稅（最高法院反對這一做法），把工作重點從減少農作物產量轉移到了土壤保持上來。農民如今因為減少種植消耗土壤的作物（像棉花、玉米、小麥、水稻和菸草）而獲得補償，改為種植豆類、草和綠肥作物。政府還希望他們遵循科學的修造梯田、耕作和施肥的方法。
新的計劃僅僅是個立法上的權宜之計，當1937年帶來了更大的豐收並導致價格回落時，它的解決過剩問題的間接途徑被證明是不充分的。大多數農場經營者都指望總統能智勝司法部門。1937年初秋，緊接著他的“塞滿最高法院”的計劃失敗之後，羅斯福做了一次宣傳政見的巡迴旅行，對玉米地帶和遠西地區的聽眾談論減少農作物產量的利益，水利灌溉，土壤保持，以及水力發電的價格。在戴著寬邊帽和太陽帽、身穿節日盛裝和牛仔褲的人群當中，一位觀察者聽到人們把羅斯福稱做“咱們的總統”、“自林肯以來最偉大的總統”。一位保守派報紙編輯憤憤不平地嘟囔道：“‘咱們的總統’這玩意兒在政治上倒是個新東西。有些農民和我認識的其他人想必認為羅斯福只屬於他們——沒準他們是對的。” 至於好處和選票之間的密切關係，此處的情形跟失業者那裡並無不同。你能把關注農民與關注選票區別開來麼？農業經濟學家約瑟夫？S。 戴維斯提出了這種懷疑觀點，他寫道： 儘管政府的動機是純潔的，但還是涉及到一種微妙形式的腐敗；因為，當農民的收入越來越多地依賴於政治措施、越來越少地依賴於社會給他們的產品和服務所設定的經濟價值的時候，他們手裡的選票便有效地受到了影響。
1938年2月，總統和他的幕僚們終於從立法機關的帽子裡拽出了那隻期待已久的兔子。新的農業調整法回到了調控產量的老問題上，同時繼續保持給信徒的補償。國家對小麥、玉米、棉花、菸草和稻穀等農作物的播種面積的分配，設定在足夠供國內使用、出口和儲備的水平上。對這種分配的遵守是自願的，但得到了很巧妙的鼓勵，因為那些超出個人配額種植莊稼的人沒有資格領取“平價補償”，也不能按照合作社成員所享受的優惠利率得到商品貸款（以政府儲藏的剩餘產品為基礎）。為了抑制市場上這五種農產品的過剩，在價格上升至（或高於）“平價”——換言之，就是這幾種農產品在1909～1914年常規時期的購買力——之前，銷售配額在所涉及生產者以三分之二的投票予以批准之後，被強加給所有農戶，違者將受到處罰。同樣重要的是，好年成所導致的剩餘將不會被魯莽地堆到市場上，也不會被銷燬或過於浪費地用於救濟，而是儲藏起來，以應對短缺的日子。就這樣實現了華萊士部長夢寐以求的“常平倉”，它是一個穩定供需平衡、把豐歲歉年等同起來的蓄水池。到1940年，大約有600萬農民與這一計劃合作。打那以後，為了滿足一個被戰爭蹂躪的世界的需求，這些儲備顯得越來越重要。
AAA對普通農戶的經濟和習慣的最終影響很難評估。作為一項緊急措施，最初的計劃是要提升價格、減少卡脖子競爭。棉花種植者的收入顯示了驚人的改進，在這一計劃實施的頭三年，棉農的總收入是7。8億美元（包括4。52億美元的利潤補償），而菸草種植者的收入在兩個種植季裡翻了一倍多。美國農民1933年的現金收入比上一年增長了將近四分之一，接下來的兩年分別出現了15％和16％的連續增長。當然，在該項收入中，AAA的補償始終佔到了相當可觀的一部分，補償款來自於價格更高時向消費者徵收的稅——在某種程度上，更高的物價抵消了城市工人從工資增長中所得到的好處。包括政府的補償在內，1939年的全國農業收入據報告是85億美元，將近1932年的兩倍，儘管只有1919年的一半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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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節：變革中的城鄉（9）
這次繁榮，其分佈未必均勻。魔圈之外的生產者，尤其是家禽飼養者和商品蔬菜種植者，都抱怨山姆大叔把自己給忘了。更為嚴重的是，特別是在棉花王國，AAA的慷慨饋贈往往落入了地主和獨立農戶的腰包，而佃農（他們要麼是太無知，要麼是太膽小，不敢抱怨）則發現自己比從前更窮了。新政為土地所有者承擔了幾乎所有的生產風險，卻沒有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