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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節：百日新政（6）
然而，大多數人都認可霍普金斯的選擇，這一點很少有人懷疑。在新政4年之後，1937年5月的一次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5個人當中有4個人贊成透過公共工程專案來實施救濟；這一年的晚些時候，隨著新一輪經濟衰退的開始，一次蓋洛普民意調查發現，工作救濟輕而易舉地超過了所有其他被提議的解決辦法，儘管其差額在窮人當中比在富人當中要大，在城市居民當中比在農業人口當中要大。在這一計劃執行的早期，有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說的是一位上了年紀的老人，在開始收到救濟支票之後，便主動地走出家門，打掃本鎮的街道，說：“我得做點事情，以回報我所得到的東西。” 1933年夏天，聯邦緊急救濟署已經有了工作救濟的想法，不管有多麼即興和瑣碎——比如在公園裡撿廢紙、掃落葉，在十字路口數汽車作為本地交通記錄的資料。根據8月1日的一項裁決，無技能勞工的最低工資是每小時30美分。除了南方和少數幾個孤立的行業之外，這樣的薪水並沒有嚴重影響到私人企業的工資——這是國家復興署試圖穩定的一塊，也沒有影響到管理層的人力需求——最近復活的美國就業局正把這一需求在失業者當中廣而告之。
這一從施捨向工作救濟的轉變，在國家緊急救濟署的後期階段走得太遠，以至於在1935年，也就是在FERA存在的最後幾個月裡，該機構把它將近一半的受益人算做是工作人員，在那一年1月的高峰時期，總數高達250萬人。然而，上一年冬天，即1933～1934年間的冬天，見證了FERA及其救濟名單在大蕭條期間的最大範圍的擴張，1934年2月，它的救濟名冊上有將近800萬個家庭，約相當於2；800萬人。
這種巨大的膨脹，要歸功於一家叫做“民用工程署”（CWA）的專門從事工作救濟的部門的飛速發展，這個部門透過地區分部直接從華盛頓運作，因此避免了地方上的官樣文章。它於1933年10月投入運轉，以應對寒冬的襲擊以及公眾當中樂觀主義的低落，這種低落已經開始不利於新政的最初萌發。CWA很快就讓400萬人有了工作，大約一半來自FERA的常規救濟花名冊，剩下的人則來自非救濟失業者。它規定，體力勞動者每週工作30個小時，職員和專業技術人員每週工作39個小時，有較高的工資和良好的工作條件，這使得CWA有時候成了私營企業低薪崗位的一個很危險的競爭者。總共，它花掉了大約9億美元，大部分用於修橋補路，校舍、公園、運動場、游泳池的維修，害蟲和腐蝕控制，以及市政公用事業的工作。在緊急情況的驅策下，做一些毫無價值或價值不大的工作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大概沒有哪一家新政機構比CWA更容易被人攻擊為“做毫無價值的事”（boondoggling）——這是一個古老的詞，最早用於手工業，1935年，一位“訓練有素的專家”羅伯特？馬歇爾在紐約市議會調查委員會面前作證時，把這個詞引入了這個國家，並讓那些抱有敵意的批評者們樂不可支。
即使CWA的某些計劃的有用性確實值得懷疑，但它們的總體效果卻展示了工作救濟的心理價值。密歇根州一個縣裡的一位CWA官員注意到：“即便是得到這樣一個短暫的機會，能掙到一份體面的生活工資，它給人帶來的快樂也是無限的。”她看到，有人在離開她的辦公室的時候不禁“喜極而泣”。很多人帶著他們的第一張工資支票直接去了理髮店，這是幾個月以來他們第一次享受專業的理髮服務，在接下來的幾個禮拜裡，他們的外表進一步反映了自尊的恢復。自然，理髮師本人，連同雜貨商、藥劑師和服裝商一起，也都從中受益。有一點倒是真的，並非每一個得到救濟工作的人都表現出了這樣興高采烈的姿態。對那些從專業或技術行當一落千丈、淪為粗蠻勞工的人來說，內心的苦楚足以激發對整個制度的憤怒。一位41歲的機械工程師，是7個孩子的父親，在給CWA埋頭苦幹了幾個禮拜之後，冷嘲熱諷地寫道：“挖溝真是一項高貴職業。”這家機構在1934年春天壽終正寢，它未完成的專案被FERA的總體計劃所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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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節：百日新政（7）
總的來說，FERA提升了州和市縣救濟的品質，只養活了極少數寄生蟲，其比例大概從未超過10％。對很多最近變窮的人的頑固驕傲，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