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的資金用於“軍需品、軍艦，及陸軍或海軍的原材料”，這方面的大多數活動都停止了。PWA著手行動的時候總是慢吞吞的——面對著地方上的一方面是急躁，另一方面是猜疑——但回顧它所取得的各種不同的成就，會讓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百日新政之初，國會便啟動了銀行改革立法，在它最後的階段，又透過了“國家工業復興法”，不僅創立了PWA，而且還把大部分私營企業置於集中的監管之下。在這期間，它採取了一些對農民、貧困房主、一文不名的年輕人和田納西河流域山地人來說至關重要的措施。這些政策的清晰表達，它們在新政中期的成形和調適，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裡予以追蹤，但從它們在這些至關重要時期的構想中，帶出了一項經驗的遺產，而國民經濟不斷轉變的正規化僅僅只會在細節上有所修改。
巨大的變化在1932年的最後幾個月裡橫掃了美國人的生活，在1933年上半年，在經過大蕭條三年的持續壓力之後，在公共輿論的微妙轉變最終沖垮了抵抗的屏障之後，這種衝擊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群體價值的重新洗牌明明白白地發生了。大企業的首要地位，物質成功的魅力，金本位的神聖，禁酒的崇高，以及對自力更生的滿足，全都受到了強有力的挑戰，並在很大程度上被棄之如蔽履。
一個新的幽靈在空中游蕩，領導階層的允諾讓數百萬人激動不已，而讓少數人驚慌失措。並非巧合的是，1933年，愛德華？貝拉米的烏托邦經典《向後看》（Looking Backward）再版，而就在這一年，富蘭克林？D。 羅斯福當上總統之後的第一本書竟被冠以《向前看》（Looking Forward）的標題。“我們已經上路”，他這樣告訴國民，在經過長時期的不踏實之後，沒有比這句話更受歡迎的了。在新政的這段蜜月期裡，總統和人民之間是真正的愛情婚配，雙方可能都有少許的不理性，相信對方是絕對可靠的——但話說回來，愛情畢竟是超越邏輯的。
進一步決策的時間就在眼前。有些決策明顯是實驗，在它的內部，某些矛盾似乎是不可調和的——短期的稀缺經濟和長期的富足經濟，更高工資和就生活成本而言並沒有多大提高的農產品價格，反托拉斯法的暫緩緊挨著對小商人的新的關切。這些行為背後的哲學，比政策本身更始終如一，普通百姓倚靠在他們對這種趨勢的直覺之上高枕無憂。新政的力量和弱點，成功和失敗，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會越來越清晰，連同下面這個事實：羅斯福即席創作的天才往往超越了他對堅實目標的掌握。在爭論的塵土依然厚重地堆積在空中的時候，我們所能得出的最公正的判斷，或許是一位英國經濟學家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快要結束時對他的評價：“羅斯福先生對自己提出的很多問題也許給出了錯誤的答案。但是，他是現代美國第一個提出了正確問題的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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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節：公民及其政府（1）
4 公民及其政府
一個簡樸的國家塑造了傑斐遜的這樣一個堅定信念：管得最少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長期以來，這一信念被他的同胞們所珍愛。特別是，聯邦政府的活動範圍傳統上與公民的日常生活和需求之間的距離似乎是模糊而遙遠的，儘管，他們理所當然地向華盛頓尋求服務，比如國防、郵政系統、專利法，以及隨著科學知識的增長而日益尋求公共衛生和公共健康的保護。
誠然，有些美國人在必要的時候會尋求聯邦政府的幫助，比如當某項工作對個人來說太重大、無利可圖或者沒法實現的時候，不管是開發收費公路或運河，是設定保護性關稅、廢除奴隸制、抑制托拉斯，還是禁止賣酒。但是，按照一個益友、一個抵禦不安全感的有力幫手以及一個必須為之效勞的僱主的角色來看待國民政府——在新政以前，這種態度對某些市民階層來說就像對其他人一樣陌生——與視政府為敵（它們的管制和稅收的權力越來越不友好）的態度完全背道而馳。到新政時代結束的時候，“政府”這個詞——幾乎總是暗指華盛頓的行政部門——對所有階層的人來說，都具有了在1929年尚十分罕見的意義和情感意蘊。
在新政的治理下，國會山和白宮取代了曼哈頓和華爾街，成了國家的神經中樞。政府開始衝擊公民的生活，這是此前從未有過的——徵稅，貸款，支出，建築，設定農業配額和工業的就業條件，建立對州際貿易公路的控制。華盛頓還投身於民營產業，有時候作為合夥人，有時候作為競爭對手。最後，為適應新的政府觀念而建立的行政機構，創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