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僅對於柏林的科學生活，而且對於整個德國的科學生活的影響大概都不是估計得過高的。任何有幸親近愛因斯坦的人都知道，在尊重別人的文化價值上，在為人的謙遜上，以及在對一切譁眾取寵的厭惡上，從來沒有人能超過他。”1920年8月27日，愛因斯坦本人在《柏林日報》也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帶有諷刺意味的《我對反相對論公司的答覆》，作為對交響樂廳大會的回敬：“在‘德國自然哲學家研究小組’這個冠冕堂皇的名稱下，產生了一個雜七雜八的團體，它的眼前的目標是要在非物理學家的心目中貶低相對論及其建立者我本人。
“魏蘭德和蓋爾克兩位先生最近在（柏林）音樂廳就此作了他們的第一次演講。我本人也在場。我非常清楚地知道，這兩位演講者都不值得用我的筆去回答，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主使他們這個企業的動機並不是追求真理的願望。（要是我是一個德國國民，不管有沒有D字裝飾，而不是一個有自由主義和國際主義傾向的猶太人，那麼，……）因此，我所以要答覆，僅僅是由於一些好心人的勸說，認為應當把我的觀點發表出來。
“首先我必須指出，就我所知，簡直沒有一位在理論物理學中做出一點有價值的成績的科學家，會不承認整個相對論是合乎邏輯地建立起來的，並且是符合於那些迄今已判明是無可爭辯的事實的。最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我可奉出H丁頓，德比傑，郎之萬，勒維·契維塔——都堅定地支援這理論，而且他們自己也對它作出了有價值的貢獻。在有國際聲望的物理學家中間，直言不諱地反對相對論的，我只能舉出勒納德的名字來。作為一位精通實驗物理學的大師，我欽佩勒納德；但是他在理論物理學中從未乾過一點事，而且他反對廣義相對論的意見如此膚淺，以至到目前為止我都不認為有必要給它們詳細回答。我現在打算糾正這種疏忽。
“我厭惡為相對論大叫大嚷，這竟被他們用來作為反對我的理由。我可以老實地說，在我的全部生活中，我都是支援合理的論據和真理的。誇張的言辭使我感到肉麻，不管這些言辭是關於相對論的還是關於別的東西的。我自己時常拿這樣的事來開玩笑，然後又回過來嘲笑自己。可是，我樂意藉此機會給反相對論公司的大人先生們奉獻禮物。
……
“最後，我注意到，在瑙海姆的科學家集會上，由於我的建議，已經安排了關於相對論的討論。任何想反對的人，都可以到那裡去進行反對，把他的意見向一個適當的科學家集會提出來。”
愛因斯坦的憤怒引起官方的恐慌。好不容易有個愛因斯坦出來為德國人支撐門面，讓世人改變一下對德國不好的印象，再說世界各國都奉愛因斯坦為神明，可德國人自己卻咒罵他，這多少都說不過去了。9月6日，德國文化部長親自寫信給愛因斯坦，對8月24日的事件表示深深的歉意。
愛因斯坦的許多朋友看到他發表在《柏林日報》上的文章後，非常震驚。有些朋友認為愛因斯坦的反應過於激烈，有損於愛因斯坦的學者風範和昔日公眾心目中的超脫形象。就連遠在荷蘭的埃倫費斯特也從萊頓寫信來，說：“我的妻子和我都絕對無法相信你自己竟會在《我的答覆》這篇東西里寫下哪怕最少幾個字。
“我們一分鐘也不能忘懷，你一定是為一種特別無禮的方式所激怒，我們也忘懷不了，你在那邊是生活在一種不正常的道德風氣裡；儘管如此，但是這個答覆還是含有某些完全是非愛因斯坦的反應。我們可以用鉛筆把它們一一劃出來。如果你真是用你自己的手把它們寫下來，那就證明了這些該死的豬玀終於已經成功地損害了你的靈魂，這對我們來說是多麼可怕呀。”
對埃倫費斯特的委婉看法，愛因斯坦並不贊成，他在9月10日給埃倫費斯特的回信中作了這樣的解釋：“只要我還想留在柏林，我就不得不這樣做，因為在這裡每個小孩都從照片上認得我。如果一個人是民主主義者，他就得承認有要求公開發表意見的權利。”
9月3日，索末菲憂心忡忡地寫信給愛因斯坦，一是對迫害愛因斯坦的事件表示憤怒，二是向愛因斯坦呼籲，在德國處於困難的時候，請他不要離開德國。
索末菲說：“作為人和物理學會主席，我懷著真正的憤怒密切注視著柏林迫害您的事件。勸告沃爾夫·海德堡無濟於事，他可能已經插手這件事，像他當時寫信告訴您的那樣，他的名字純粹是被濫用了。勒納德的情況大概也一定是如此。韋蘭·蓋爾克之流才是地道的這路貨色。
“今天我已經同普朗克商議了科學家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