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所應當採取的行動。我們要建議該協會的主席、我的同事馮·米勒提出強烈抗議，反對‘科學的’煽動家的勾當，並且公開表明對您表示信任。這不應當是對這種勾當的一種形式上的異議，而應當只是出於科學的良心。
“但是，您可不能離開德國！您的全部工作都紮根在德國（以及荷蘭）的科學中了；哪裡都沒有德國這樣深切地理解您的工作。德國現在各方面都受到難以形容的歧視，它同樣不能漠然地看您離開……
“您，恰恰是您，還得為自己鄭重地辯護，駁斥那種說您剽竊別人又害怕批評的讕言，這真是對一切正義和理性的嘲弄。
“《南德意志月刊》社請您寫一篇文章，他們十分關切您的答覆。如果您樂意的話，您也可以把它交給我。但是為了更廣泛地分配，我們必須儘快地得到它。《南德意志》的讀者很多，它是受人重視的刊物；而且您也可以在那裡表態，反對這些‘臭蟲’。您在《柏林日報》上的宣告我還未看到，別人對它的評價認為是不很成功的，並且同您不相稱。但是對於這些臭蟲卻是好的。在我看來，《柏林日報》本來就不是清算反猶太叫嚷的適當場所。如果您能同《南德意志》合作，我們是非常高興的。
“我希望您這時已經恢復了您的明哲的歡笑，並且同情德國，它的痛苦到處都逐漸表現出來。可是決不要開小差。”
9月6日，愛因斯坦覆信給索末菲，說：“實際上，我對那些人攻擊我的行徑看得過於嚴重了，因為我以為我們物理學家中有不少人參與了這件事。因此，我的確想了兩天您所說的‘開小差’的問題。可是不久我就覺悟到並且認識到，要離開我的這群誠摯的朋友，那是錯誤的。也許我不應該寫那篇東西。但是我一定不讓人們把我對於這種一再重複的指責和非難保持沉默說成是同意。糟糕的是，我的每次發言都被記者們利用來做生意了。我真應該讓自己守口如瓶。
“我不可能為《南德意志月刊》寫稿。如果我能了結我的信債，那我就非常高興了。瑙海姆的那樣一種宣告，完全出自純潔的動機，對國外來說也許是適當的。為了寬慰我而發表這種宣告，無論如何是不必要的；因為我近來心情已經恢復了歡樂和滿足。報刊上關於我的東西，除非真正喜歡的，我一概不看。”
在當時情況下，愛因斯坦離開德國的理由確實多而充足。除民族主義分子的反猶宣傳和無恥攻擊外，通貨膨脹也壓得愛因斯坦喘不過氣，使他的處境變得很艱難：他必須給在瑞士的米列娃匯錢去，在馬克貶值的情況下，給米列娃匯馬克去已無意義。可愛因斯坦猶豫之中仍不願違背當時對普朗克許下的諾言。當然，愛因斯坦心目中還對魏瑪共和國殘存一點希望，以為它還可能把德國引向民主與自由。所以，即使埃倫費斯特一再勸愛因斯坦移居萊頓，他也拒絕了。在給埃倫費斯特的信裡，有這樣的話：“我曾對普朗克許下諾言，在這裡的環境沒惡化到普朗克本人承認我的離開是自然而然的和正確的之前，我不離開柏林。如果我不是迫不得已，而是哪怕是部分地出自物質利益便離開我的政治期望正在那裡實現的國家，離開用愛和友誼來溫暖我的人們，而在開始墮落的時期我的離開對他們來說可能會加倍地難受……那我就是忘恩負義了。如果事態的發展使我沒有可能繼續呆在德國，那我可以走。如果情況不是這樣，我的離開將粗暴地破壞對普朗克的承諾。今後，我可能為這種食言而責備自己。”
埃倫費斯特在把愛因斯坦的決定通知洛倫茲的時候補充了一句話：“這封信使我感到慚愧，同時也激起了我對這個傑出人物親切和愉快的自豪感。”
愛因斯坦的道義感、責任感並未喚起民族主義分子的良知。
1920年9月23日～25日，在瑙海姆溫泉舉行了“德國自然科學家和醫生協會”的年會，武裝警察把守著會議的大廳，以防出現騷亂。在會上，勒納德公開地跳了出來，以惡毒的、明顯的反猶方式攻擊愛因斯坦。愛因斯坦也毫不示弱。與勒納德進行了激烈的論戰。下邊幾段對話是他們論戰中的一個縮影：愛因斯坦：在煞車的時候，列車中所出現的現象是引力場的作用……
勒納德：這樣一個引力場，必然會在別的地方引起效果，我想明顯地看到它的存在。
愛因斯坦：被人看成是明顯的東西，要歷經巨大的變化，它是時間的一個函式。（有人鼓掌，笑）和伽利略同時代的人，也會說伽利略的力學很不明顯。這些“明顯的”概念有它們自己的惡作劇，跟時常被人提起的那個“健全的人類理性”完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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