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考察四種引數變化：財產權、契約法、聲譽效應與不確定性。
離散組織結構分析方法的侷限性在於引數變化需要以一種特殊方式引入。比較治理成本架構需要將引數變化刻畫為改進（或未改進），而不是像慣常的最大化方法那樣考察引數（工資率、稅收、需求變化）的增減效應。它進一步受限於將這些改進集中於一種通用治理模式的需要。但是考察比較靜態效應仍具有資訊價值。
A�產權（Property Rights）
產權經濟學認為，經濟績效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產權界定的方式。資產所有權尤其與產權定義相關。它包括三個要素：（a）使用該資產的權利……（b）從該資產中獲得合理回報的權利……（c）改變該資產的形式和實質的權利（Furubotn和Pejovich；1974：4）。
關於產權的討論大多集中在定義上。正如大家普遍認同的那樣，產權的界定與執行要付出很高的代價，因此只有當預期收益超過預期成本時（Demsetz；1967）才會出現產權。這並不是我所關注的，我關心的是一旦轉讓產權，它具有良好的安全特徵的程度。相關的安全風險有兩種：政府徵用和商業（競爭對手、供應商、顧客）侵佔。
政府徵用（Governmental expropriation）。 “可信承諾”（Williamson；1983）和“對安全性的期望”（Michelman；1967）等問題與政府徵用相關。如果可以有效地一次性轉讓產權，以後也不會取消……尤其不會被戰略性取消……就不會發生政府徵用，企業和個人就會有信心投資於生產性資產，而不必擔心剛獲得的收益會被奪走。
然而，如果很容易重新轉讓產權，而且並非每次轉讓都會有補償（可能因為補償額太大），那麼，在投資計算中就會有各種戰略性的考慮。如果人們認為被徵用是嚴重的風險，就會重新分配財富（做假、被轉移、被消費掉），而不是投資於潛在的會被徵用的資產。更為普遍的是，如果個人和團體經歷過或目睹過財產被徵用，他們會自然而然地預料到將來他們也可能面臨同樣不利的狀況，從而產生激勵去對這一情形作出反應。
比較經濟組織：對離散組織結構選擇的分析（13）
Michelman（1967）關注符合成本效益的補償，他認為如果補償的代價高昂，如果受損的個人和關注此事的旁觀者遭受的“敗德成本”不高，那就沒有必要補償。如果預期“敗德成本”很高，損失也容易確定，那就必須補償。Michelman提出了進行此類計算的一系列標準。假如政府瞭解到這些利害關係，並“承諾”尊重這些標準，那人們會相信這樣的承諾嗎？這就提出了“可信承諾”問題。
作出承諾很容易，但可信承諾則另當別論。Kornai（1986：1705~1706）觀察到：在匈牙利，工匠和小店主都擔心政府沒收，儘管“官方一再宣稱他們的經營活動是匈牙利社會主義的永久特徵”。“他們中的很多人是短期利益最大化者，對於建立長期信譽或投資於長期固定資產並不感興趣”（1986：1706）。這一點可由以下事實來解釋：“這些人或他們的父輩都經歷了40年代財產充公的時期”（Kornai；1986；p�1705）。
但原因不只如此。除了因為有過財產徵用的歷史，還因為直到1986年政府結構並未改變，仍是先發制人進行侵佔。政府的宣告只有經得起長期考驗或伴隨著可信的不會輕易取消的政治重組後才更加可信。正如一位波蘭企業家最近所說的那樣：“我不想要昂貴的機器。如果局勢改變，我會被它們纏住。”（Newman；1989；p�37）請注意，在這方面，“如果法律及實施處於一黨制政府的控制之下，那麼法律的客觀公正性難以保證”（Berman；1983；p�37）。如果制定法律的君主“不能隨意地制定法律，並且除非他重新制定……依法制定……否則他會受到法律的約束”（Berman；1983：9），那麼法律的可信性才會提高。自我否定的法令，甚至已經滲入政治過程的慣性，都有著可承諾的益處（North 和Weingast；1989）。
而這些並未體現在東歐和蘇聯身上，Mikhail Gorbachev（建議美國公司迅速在蘇聯投資而不要觀望等待）提議：“現在與我們一起奮鬥，參與到我們偉大國家建設中的公司，有著美好的前景……而那些一味等待的公司將來仍然是旁觀者……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