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
“喂，是不是買？要什麼牌子？”那電器鋪子的職員見小樓專注地看電視，馬上過來用這種招式趕客，以免他們佔住門口一席位。
“對不起，看看吧。”寄人籬下，小樓只好識趣地走了。
幸好全港九的人都在追看這熱鬧繽紛的偉大節日，所以小樓走前一點，又在一間涼茶鋪前駐足，與一大群好事之徒仔細追認。是她了，就是她！“四人幫”這審訊特輯，許是一九八一年全港收視率最高之電視節目了。江青，舉世矚目，昂首上庭，她說：“革命是一個階級試圖推翻另一個階級而採用的暴力。”她說：“我，與**共患難，戰爭時，在前線，惟一留在他身邊的女同志，三十八年整，你們都躲到哪裡去啦？”她說：“我只有一個頭，拿去吧！”她說：“我是**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她說：“記不起！”她說：“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這戲明顯地經過彩排剪輯。江青受審的時候是六十六歲。一般六十六歲的老人，若不是因為她，和她背後的偉人，應該含飴弄孫靜享晚年，不過，如今。。。。。。
但香港人，隔了一個海，並無切膚之痛，只見老婦人火爆，都鼓起掌來。
“譁！這婆娘好凶！”
“喂，給你作老婆你敢不敢要？”
“謝謝！你慢用！”
小樓落寞地，退出場子。塵滿面鬢如霜，他也是六十多的老人了。
一輛“回廠”的電車，駛過小樓身畔。
小樓傾盡所有，竭盡所能逃來香港。最初他便是在電車公司上班。勞改令他的身子粗壯，可以捱更抵夜。
在這美麗的香港，華燈初上，電車悠悠地自上環駛向跑馬地。叮鈴的響聲，寂寞的夜，車軌一望無際，人和車都不敢逾越。
“回廠”的電車到了總站，換往另一路軌行駛時，需用長竹竿吧電纜從這頭駁過那頭。扎著馬步，持著長竿的，是垂垂老矣的末路霸王。是的，當年曾踏開四平大馬的霸王。可是他勉強支撐，有點抖，來回了數番，終於才亮了燈，車才叮叮地開走。由一條路軌，轉至別一條路軌。
直至更老了。他又失去了工作。
如今他賴以過活的，是他以前駕駛電車的同事，兒子申請到廉租屋，自己的一層物業隱瞞不報，在未處置之前，找小樓看屋，給他一點錢。小樓申請到公共援助，又把這情況隱瞞不報，於是他每月得到六百多元。如果一旦被揭發有外快，社會福利署便會取消他的援助金了。他有點看不起自己。
但營營役役的小市民，便是靠一些卑微鄙俗的伎倆，好騙政府少許補助。像穴居的蟲兒，偶爾把頭伸出來，馬上縮回去；不縮回去，連穴也沒有。而香港，正是一個窮和窄的地方，窮和窄，都是自“穴”字開始。
小樓踱回他的巢穴。那是在天樂裡附近。他喜歡“天樂裡”。他記得，剛解放那年，他與蝶衣粉墨登場，在天橋，天樂戲院。大張的戲報，大紅底，灑著碎金點，書了斗大的《霸王別姬》。天橋，變戲法，說書場，大力丸，拉洋片，混沌，豆汁，小棗粽子，吹糖人，茶館。。。。。。但小樓，自一九六六年起，嗓子打壞了，從此沒再唱過半句戲。見到天樂兩個字，只傻呼呼的笑了。多親切。
樓下還有警察抽查身分證。剛檢視完一個飛型青年，便把他喚住：
“阿伯，身分證。”
小樓趕忙掏出來，恭敬珍重地遞上。他指點著：
“阿sir，我是綠印的！”
一九八二年開始，香港政府為遏止偷渡熱潮，實施“即捕即解”法令。小樓的“綠印”，令他與別不同，胸有成竹。他來得夠早，那時，只要一逃進市中心，就重生了。他比其他人，幸福安全得多。
“上海佬！”
一個小胖子敲鐵閘，小樓過去開閘，讓他進來。小胖子才讀四年級，他喜歡過來隔壁這個老伯的空屋中玩龜。
今天不見了那龜。
小胖子問：“上海佬，龜呢？”
“我不是上海佬，”小樓用半鹹淡的廣東話強調：“我講過很多遍，我是北京來的！”
他很奇怪：“那有什麼不同？”
小樓無法解釋，他有他的驕傲：“我是北京人！不是上海人！”
“龜呢？”
他環視小樓的空屋。一張枯藤椅，一張木板床，床腳斷了一截，卻沒有倒塌，啊！原來小樓捉了那隻龜，墊著床腳，它硬朗而又沉默地頂著，活著，支撐著整張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