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熊烈火，炙手可熱，衙役們唯一的憂慮是會撞上另一班屬於更高一級官員的人（這就是等級觀念的妙用），這樣他們的“氣焰”就會降溫。他們也可能憂慮由於不知情而殺死或打傷一個屬於更高一級官吏家裡的人。這時，他們會喊：“小的該死！小的該死！”事實上，他們也可能被主人送到那更高一級官吏的手中，任他給予任何他認為合適的刑罰，包括鞭打、監禁，合法不合法一應俱全。
這樣的特權總是那麼令人振奮，那麼迷人。怪不得那些現代的官吏們，即使被撤職，也不願放棄這些特權。沒有一個享受著這種特權的人不感到自己非常榮幸，非常滿意。把這些現代官僚們稱為“公僕”，簡直是對民主的莫大汙辱！他們在自己的通電中，可能會使用這個名詞，但他們在心裡卻痛恨它。1934年，曾經有一位高階官員的司機不聽交通燈指揮，在一個擁擠的路口，橫衝直撞。一位警察企圖阻止他，他便拔出手槍把警察的大拇指打了下來。這就是他的官火燃燒的熊熊火焰。是的，特權這個東西確實不錯，官火今天仍在熊熊燃燒。
所以，特權正是平等權力的對立面。官員們正是民主的天敵。只有等官吏們願意限制自己階級的特權，享受少一些的行動自由，到法庭上去回答別人對他的控告，只有等到這一夭，中國才有可能在一夜之間變成真正的民主國家。然而，現在還不是。因為如果百姓要自由的話，官僚軍閥們還能有自由嗎？如果百姓享有人身自由不得侵犯的權利，官僚們不就失去了逮捕編輯，關閉報社，把別人的頭砍掉以治自己頭疼病的自由了嗎？（我的家鄉福建漳州的張毅將軍就是這樣做的。我公佈了他的大名，因為他已死了。）每當人民對他們的統治者表示不滿，或者年輕人對父母提出異議時，我們就喊：“反了！反了！”意思是說天和地都倒個兒了，世界的未日到了。
這種觀念深深地紮根在中國人的頭腦之中，這種邪惡也不是侷限於官吏身上，而是像大榕樹的根一樣，它把自己的蔭涼擴充套件到所有來到樹底下的人身上。我們中國人並不與這種榕樹鬥爭，而是設法鑽到榕樹的蔭涼下面去。我們不像美國人那樣彈劾官吏，或者把富人的窮子付之一炬，像布林什維克那樣。我們設法去做他們的守門人，享受官吏們的樹蔭。
社會等級
問題似乎已經很清楚。在中國，實際上只有兩個社會階級。一個是衙門階級，他們遠在歐洲人還沒有來到中國之前就享受著治外法權，也不用領事裁判；另一個是非衙門階級，他們納稅，守法。講的稍微殘酷一些，中國只有兩個階級，在競賽中跑在前面的狗與落在後面的狗，他們也經常調換位置。中國人以自己樂觀的宿命論，高尚地完美地忍受著這種安排。在中國，沒有固定的社會階層，只有不同的家庭。他們隨著命運的沉浮而沉浮。有幸運的衙門家庭，也有不幸的家庭，後者的兒子沒有在衙門中管事，女兒也沒有嫁入衙門。實際上，沒有一個家庭是沒有什麼聯絡的。很少有一箇中國人的家庭不會透過婚姻或透過熟人找到一個遠房的堂兄，該堂兄又認識一位張先生的三公子的教師，而這位張先生的媳婦是某位官僚的太太的妹妹，這個關係在有官司要打的時候是極有重要價值的。
衙門家庭又正可以比做榕樹。它們的根與根相交錯，再交錯，像扇子一樣展開。而中國社會就像是一個山上的榕樹林，經過一個調整過程，這些樹都在太陽底下爭到了一塊地盤，相互和平共處。有一些樹所處的位置較其他為好，他們就相互維護並保持住自己的位置。正如當代中國流行的俗語，“官官相護”。普通人民就是土地，供給這些大樹以營養，使他們成長。正如孟子在為仁人與普通人的區別辯護時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一次，齊王問孔子治國之道，孔子授之以社會等級觀念，齊王大呼，“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於是，這些樹在陽光的照耀下，吮吸著大地的乳汁，茁壯地成長著。有一些樹長得更健壯一些，它們從大地吮吸了更多的乳汁，那些在大樹下乘涼，並感嘆於樹上綠葉的人們並不知道這是大地的功勞。
然而，官吏們對此都非常清楚。那些在北平等待分配地方行政官職的人們從內心裡，從與別人的談話中，都知道哪些地方“肥”，哪些地方“瘠”。他們也用華麗的辭藻談論什麼國民預算是“民脂民膏”。如果榨取民脂民膏也算一門科學，那它在方法的多樣化與獨創性方面完全可以和有機化學媲美。一個好的化學家可以將甜菜根煉成糖，一個更優秀的化學家可以從空氣中提取氮來製造化肥。中國官僚們的本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