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化學家相比毫不遜色。
這種官僚制度的唯一可取之處是使中國失去了等級制度與貴族階層。衙門階級並不是像歐洲的地主貴族那樣可以世襲的，人們不可能認定哪些個人就永遠是貴族階級。沒有一箇中國家庭可以吹牛說自己的祖先在過去的百年中從未做過體力活，就像某些法國貴族或者奧地利的哈普斯堡貴族①一樣。孔子的家族除外，他們在過去的2000年中都未曾勞作。滿族軍隊在1644年征服中國之後，其後裔在過去300年間真正可以說是沒有做過工務過農；現在滿族王朝已被推翻，他們仍然拒絕勞動——我指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可供社會學學者們去研究，看一個階層的人們在被全國人民奉養了3個世紀之後，會產生什麼變化，因此他們是中國真正的“有閒階級”。但他們是例外的情況。在衙門階級與非衙門階級之間，通常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界線。
『①哈普斯堡貴族：歐洲著名家族，於1270～1318年間統治奧地利。』
是家庭，而不是任何的世襲階層，構成了社會單位。這些家庭萬花筒般地上下沉浮，每個已過不惑之年的人都曾親眼看到一些家庭發跡起來，而另一些家庭則衰敗下去。社會民主在西方或者中國都不是由憲法所保障的，而是像人們所說由我們的回頭浪子們來維繫的。在這些回頭浪子中，有許多人由於揮霍，使得一個永遠富裕的家庭不可能產生。他們就這樣變成了民主的堡壘。科舉考試使得那些來自底層的有能力有雄心的人總是有可能升遷。除了乞丐與妓女的兒子之外，任何人都可以參加這種考試。教育還沒有昂貴到只有宮家子弟才能上得起學的地步。如果做學問是有才能的人的特權，那麼這種特權永遠也不屬於富人。沒有人會因為貧窮而在學術生涯上嚴重受挫。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說，機會對任何人都是均等的。
中國人將社會分為四等，依次為：士、農、工、商。在中國這樣一個長期的原始農業社會中，這種精神基本上是民主的。階級之間沒有敵對情緒，因為沒有這種必要。價級之間的交往，除掉我們已經提到過的衙門階級以外，並沒有被“階級感情”和勢利觀念所阻斷。這種社會統治發揚得最好的時候，一個富商或者高官顯貴可能會請一位樵夫到自己府上喝一杯茶，並且親切友好地閒談一陣。不過，較之於英國莊園主和農夫之間的談話，他們可能還要少一些謙卑：農民、工匠、商人，都是大地乳液的一部份，所以他們都是謙恭、安靜、自尊的公民。根據儒家的理診，農民被排在這三個階層首位，因為糧食意識很強的中國人總是很清楚每粒穀子的來源，他們對之感激不盡。農民、商人和工匠，都把學士們看作一個應該享受特權與其他待遇的階層。鑑於學習中國書面文字的困難性，這種尊敬是發自他們內心的。
陽性的三位一體：官、紳、良
然而，這些學士值得尊敬嗎？腦力勞動明顯地比體力勞動高階，這種不平等似乎非常自然。人類能夠征服動物界是因為人類大腦的高度發達。人類智力的發展證實了人類有能力控制動物界。然而，人們當然可以質問，從動物的立場上看，人類是否有權毀掉獅子老虎賴以生存的山林，使野牛失去自己的大草原。狗可能也會同意人類有這種權利，然而狼卻可能表示反對。人類僅僅是用自己更大的狡猾證明自己的權利。中國的學士們也是這樣做的。只有他們才知道知識的寶藏，只有他們才知道歷史和法律，只有他們才知道怎樣就可以透過巧妙地玩弄法律信仰中一個辭藻將一個人置於死地，學問是如此複雜，尊敬有學問的人也就是很自然的了。這些人構成了中國所謂的“上流”階層。我們再用森林作比。這些上流階層是寄生蟲，他們有辦法毫不費力地爬到最高的樹上去。中國所有的榕樹都被這樣的寄生蟲包圍著。換句話說，他們能爬到樹上，悄悄他說一句好聽的話，就可以吸吮大地的乳汁，順便地把一張委任狀塞進兜裡。更有甚者，他們經常從樹那裡接受喝乾大地乳汁的責任。
這就是所謂的“包稅制度”，這種制度正在破壞人民的財政以及國家的歲入。這些稅收專利權是本地土豪劣紳的衣食父母。一種從民國建立以來就愈演愈烈的罪惡。事實上，用3千元從市政府那裡買來的包稅權，一年就可以賺回2至3倍的錢。大地的乳汁被用來滋養那些寄生蟲。可悲的是，人民被愚弄，政府及社會沒有得到任何好處。這一切，只不過是養肥了寄生蟲們自己的家庭。
然而，這些寄生蟲們在各地盤根錯節，任何新的政權都必須與他們協作共事，透過他們行使職權。他們在自己的圈子中分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