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提高商稅。
至於地稅，那是打死也不能提的，當然，張佳木所說的地賦改革，倒是可以一試。
比如西北到陝北一帶，大約有一百多個州府，上繳的糧食有限的很，不敢說年年有災，十年倒有八年要報災異。
既然如此，不如全免了也罷。
以當時全國統計一千多萬頃土地的規模，再加上一年超過三千萬石的糧食收入，提出這個地賦全免的計劃，雖然是雄心勃勃，但，亦非不可接受。
事實上明朝就是年年免除賦稅的，數字多的時候，一年收入加起來不過四千萬石左右，免除的地賦卻在五六百萬石，有時候是四分之一，有時竟接近三分之一。
這種免稅，其實原因很多。
災荒減賦和免賦是一部份，有些地方賦稅收不上來，乾脆藉著免賦一風吹了，也是重要的原因。
特別多的地方，就是江南一帶了。
那裡士紳力量大，地方官根本沒有辦法和本地士紳對抗，一個大士紳一年該上繳六百石的賦稅，但他抗著不繳，最多交了一半，或是三分之一，官員也拿這個士紳沒有辦法。
拖的時間久了，就成了一筆爛賬，根本不要指望能收起來。
士紳如此，蘇州和松江地方民風不大樸實，事實上，也是明初時朱元璋惱怒蘇州人幫著張士誠對抗他，所以把蘇州等地的賦稅定的極高，百年之下，想叫蘇州人完糧納稅，也是有那麼點不近人情。
這些都是沒必要的行政程式，明朝的所謂減賦，大抵就是如此。
既然收不上，但也不敢下調。因為劣紳刁民確實很叫人頭疼，高賦稅就交八成，地方官很懷疑把賦稅下調之後，仍然收不齊。
這樣等於自己和自己過不去，當然沒有人敢這麼做。
年年在賬簿上玩這些花樣，以張佳木現在的控制力來說，完全沒有這種必要了。
西北和陝北免賦，再遷走一些無水地區的居民，可望最大程度改善當地民生，最少，就算是小冰河時期也不會有大規模的災害和流民為禍了。
東南一帶，採取務實的態度來徵收田賦，完糧實收，而徵收的額度也是從實際出發，不再玩賬簿上的那些花樣了。
改制之後，年賦稅仍在三千萬石以上，不會對帝國的執行有任何的影響，相反，就算有影響也是良性的，不足為懼。
這原本是極好的方案，但李賢還不敢答應下來。
此時他看向張佳木，語氣誠懇的道：“我知道太保是唯恐時間不夠，只願做的再快些兒。但，我要直說了，現在開放海禁還勉強可行，但最少要一兩年功夫才能收功。再下來才談得上整理攤派和商稅，再下來再談免賦和調控各地田稅的事。這樣一步步的來，沒有十年時間，很難看到成效。”
“十年？”張佳木搖頭笑道：“十年對一個政府來說，並不是很長的時間。但，我要做的可不是眼前這一點事。”
以他的打算，從水利到農田，再到育種，交通、教育、行政、司法，確實是一個浩大的系統工程。
十年時間只用來做這麼幾件事，確實是太慢太慢了。
人的一生有限，況且現在的醫療條件也很難說人的生命能受到實切的保障，所以，還是隻爭朝夕的好些。
見張佳木急切，李賢卻只是搖頭。
他是政府中的首腦人物，自然知道這個龐大的官僚體制有多麼僵化。要不是張佳木巧妙的手段來引導，現在做的這幾件事會引發多大的風波，誰能知道？
就算如此，以李賢的資訊情報來源也是知道，關於漕運和吏治的事，已經在江南士紳中引起不小的反彈。
特別是漕運改海運一事，不少士紳和讀書人都擔心會破壞海禁，而海禁和沿海治安有關，更和沿海居民出海有關。
在當時來說，因為永樂下西洋對民力的濫用，官紳和讀書人都對出海一事持有反感，對那些出海不歸的人更認為是背棄祖宗，死不足惜。
在福建和廣州沿海經驗有出海遇到海難的，景泰年間，廣州海灘上衝上來三十餘人，全部是海難的倖存者，也是遷居南洋的一批福建農民。
福建近海多山，土地也談不上肥沃，所以百姓多以出海求活，遇到海難原本是死中逃生的幸事，但很不幸，他們被廣州的地方官員抓到，然後以私自出海的罪名，全部被下令處斬了。
指望這樣的官員贊同開放海禁，這原本就是一件極難極難的事。需要是以例項說明，開放海禁沒有安全問題，不擾民，不損耗